6.家住鼓楼的林先生表示，应该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加大宣传，引导其前往救助站救助归乡。省直机关的李先生等人提出，街头的流浪者应该分门别类对待，对于6～14岁流浪乞讨儿童，将统一采取强制保护措施，送往救助站接受救助，如有监护人，将通知其监护人领回孩子，找不到监护人的，将由民政部门统一安置；对于患有精神、传染、伤残等疾病并符合救助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已向市政府建议由卫生部门主要负责，民政及公安等部门配合收治。
另有十几位市民打进电话表示，应该设立禁讨区，如在重大政治、经济活动场所，公安、省、市政府门前及形象工程、窗口地段设立一些“禁讨区”，这样能基本保证整个的城市形象和人们的正常工作、生活。
家住鼓楼的纪先生、陈女士甚至提出有关部门应该给乞丐发证，进行教育后改变成“职业乞丐”，学习外国的经验。
福建省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肖艳表示，现在乞丐增多，与收容站变脸不无关系。肖艳认为，世界各国都有乞丐的存在，作为一种选择，只要不是在恶意地利用乞丐身份，政府也没有必要制止，但应逐步减少这种乞讨人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她建议各地应该就地解决乞丐问题，包括完善社会捐助机制，有关的组织应该加强宣传，公布电话、地点，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整个社会救助发达后，人们的同情心通过这些渠道发挥，不会再给这些个体施舍，没有了收入，乞丐自然会减少。
7.河北新旭光律师事务所的李志勇律师说，鉴于目前省会乞丐群落“结构复杂”的局面，最有效的办法是必须采取分而治之、多管齐下。
李志勇认为，对于符合救助管理办法的流浪乞讨人员，政府部门应该尽心尽责对其进行救助。除此之外，政府也应该鼓励民间力量兴办慈善机构，最大限度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人道救助；对于那些本身可以自食其力，却不去靠劳动而用乞讨去收集财富的，社会可以呼吁政府对此立法来规范；对于那些利用人身胁迫，限制未成年人或残疾人人身自由，组织其去乞讨的犯罪行为，公安部门必须依据《刑法》对其加大打击力度。当然，在治理整顿城市乞丐问题上，各有关部门必须互相配合、通力协作。
8.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饶会林认为，对三类乞丐应区分对待。
饶会林认为，我国现行的救助办法以“自愿”为原则，对城市乞讨者的管理效果不是很好。在一些具体管理措施的实施上，各个城市应根据自身的个性特点，如城市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不应“一刀切”。
饶会林说，城市乞讨者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真正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以乞讨为生的；一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自愿”乞讨者；还有一类是有一技之长的卖艺乞讨者。对这三类人，应该区别对待。首先各地的救助站可建立一份当地乞讨者档案，做好调查研究，对第一类乞讨者，可采取政府救助的办法。对那些职业乞丐，则应该采取强制性措施。对第三类乞讨者，政府部门可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规范管理，比如指定某些地段让其卖艺。
9.在广州，近日“乞丐如何管请你说说看”的小调查吸引了热心读者积极参与讨论，记者抽取参与讨论的52名读者观点进行总结，发现市民大多对真正的乞讨行为抱有同情心，但同时认为应该揪出假乞丐，用驱逐、拘留等方法消除这种影响城市形象和妨害公共秩序的行为。
抽取参与调查的52人中，有34人认为乞讨是一种权利，认为不是的有17人，比例为2∶1。李先生认为乞讨是自由，不应该规范和约束，不应该予以管理，应该救助。一名姓陈的先生则认为，乞讨不是一种权利，因为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而乞丐只有权利却不承担义务。
谈及“用哪些方式来管理乞丐”，市民们见仁见智，有18人同意“设立禁讨区”，占受访人数的35%；赞成“设立乞讨区”的有6人；有14人同意“给乞丐发乞讨证明”，占了1/4多；对以上方式都不满意选择其他的也有10人。
问及“是否赞成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设立禁讨区”时，有28人赞成，20人反对。在不赞成设禁讨区的20人中，有11人认为这是错误的管理思路，8人认为每个人都有流浪乞讨的自由，7人还同意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做法。
最后一条“如果设立禁讨区，您认为应该怎样对待在禁讨区强行乞讨的乞丐”问题，选择驱逐的有16人，选择拘留的有17人，认为应该进行治安罚款的有7人。李先生觉得没有权利对乞丐进行拘留，因为他们并未犯法，他觉得应该先立法，然后对乞丐进行治安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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