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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群体性事件政府需要革新思维
唐踔
刚刚过去的2008年无疑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年,从6月贵州省的“瓮安事件”、7月云南的“胶农事件”到11月始于重庆“的哥”罢运而出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再到甘肃的“陇南事件”……激烈的冲突对抗、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恶劣的社会影响,群体性事件以极端的表现形式给基层党委、政府敲响了警钟:面对多发的群体事件,政府该如何处置?众所周知,不同的思维决定不同行为,不同的行为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些基层政府继续沿用过去习惯的简单定性、模糊定性的思维,许多群体性事件不是在一种公平、及时、宽容的状态下得到处置,而是在一种简单、固化、迟滞乃至粗暴的方式下得到处置,结果不仅不利于群体性事件的妥善解决,反而容易导致矛盾激化、酿成悲剧。因此,面对群体性事件政府需要革新思维。
一、群众利益漠视不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一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突然爆发出来,实乃多年矛盾蓄积而致。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导火线不同,但其中深层次原因大体相同:无不是由一些群众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极少数领导干部对群众感情冷淡麻木造成的。如果一个地方群众存在许多积怨,党群干群关系已经比较紧张,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不应有的过激行动。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政府绝不能麻木不仁,无所作为,而必须有作为、早作为,畅通各种利益诉求渠道,及时解决群众的各种诉求,不能让百姓言论成为“堰塞湖”。在矛盾凸显期的现实背景下,各级领导干部不应回避矛盾,而要敢于直面矛盾,善于化解矛盾。回避矛盾,只能将“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最后积重难返。群众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集中反映出少数领导干部漠视群众利益、听不进群众意见、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工作作风。正如云南省普洱市副市长杨锦昆在通报孟连事件处理结果新闻发布会上所言,现在“部分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群众利益,忽视群众诉求,听不进群众意见,离群众越来越远”。
二、通过对话与疏导化解矛盾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一些群众无法得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的有效保护。当前在一些地方,很多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很多矛盾也不是已经到了尖锐对立的程度,大部分问题的产生仅仅是因为群众无法有效快速地获取信息,社会情绪无法宣泄,官民对话缺位。因此,开辟新的官民对话渠道,保证它的畅通性,非常关键。防止群体性事件再次发生关键是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要把应急能力的建设更多地转化为日常管理能力的加强。去年(2008年)重庆市政府正是采取直接和民间面对面对话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出租车罢运事件。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重庆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不设前提地“把话说开,畅所欲言”。领导要敢于面对群众,善于说服群众,带着感情和责任去做疏导工作。不能摆架子不见群众,不能和群众斗气,不能派不能答复和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去应付群众,不能派没有经验的干部去处置,不能等群众闹得不可收拾时才硬着头皮去见,不能带着民警“壮胆”去见。另一方面,出面疏导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应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避免言行过激或与群众发生正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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