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记者：也有业内人士告诉我，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职业病防治种类在慢慢地增多，但是同时一些基层的监督机构其实是在慢慢萎缩，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解说：此外，关于职业病危害和赔偿的具体内容，很多劳动者并不清楚，例如，张海超一开始就不知道有职业病这一说法，直到北京的医生告诉他。
张海超：诊断为职业病以前，我还没有……
记者：没想到是吗？
张海超：没想到，我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原来我根本就不知道职防所是干吗的，不知道是弄什么的。
解说：事实上，如果劳动者对职业病防治中心鉴定结果不满意，还有职业病鉴定委员会可以进行复议，然而张海超在走这第二条路时发现了新问题。
张海超：职业病鉴定委员会业务室一个工作人员，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没敢在那里住。当时他就说，因为郑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跟郑州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是一个门两个牌子，名义上是两个机构，但是是在一个地方办公。
解说：一方面是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张海超说，鉴定委员会六七千的鉴定费他无法接受。于是张海超当晚去了郑大医附院，选择开胸验肺。
就在今天，卫生部在网站上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的通知，通知提出将职业病防治列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我们也由衷地希望，这份文件能在未来有力地推动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
主持人：执著的一个小伙子，就像你刚才说的，按照法律的规定，他是进不去职防所的门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执著，在相关部门帮助他进了这个门。但是进了这个门有了这段经历之后，他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这是一个人在战斗”，听完这句话心里更难受，因为感觉，应该是人类和疾病在战斗，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张海超这个小伙子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战斗目标又是谁的，谁是他的敌人？
D教授：他的敌人本来应当是在这场战斗中他的盟友，比如说企业，我们讲在很多时候企业应该是保护劳动者的，政府应该是提供各种各样的监管制度和救治制度来保护劳动者的，还有我们的社会，比如一些组织，特别是工会组织，由于制度不完善，这些本来的盟友在很多时候反而是阻碍了张海超一个人去维权，与疾病做抗争的路程。
主持人：好多评论里面都说，这是一个用肉眼都可以看出来的病，但是这个小伙子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要用戕害自己的方式来验证它，你觉得从这个个案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D教授：人和制度之间总是会互动的，当这两者之间互动，如果说能以一种有效沟通的方式进行互动的时候，论过的一些极端化的个案，比如也是我和你一起讨论的广东海珠桥的跳桥事件，还有一次是我们看到一个69岁的农民用抢劫的方式入狱，养老的问题。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人和制度双输的策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从张海超这样一个极端化的个案中，去反思我们的个体和制度之间如何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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