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居 大不易：且看唐宋公务员的租房生活(2)

　　例如，达官贵人住宅面积过大，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据考证，亲仁里约25万平米，四分之一就是6.25万平米)。除第宅之外，他们又纷纷创建别墅。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为宰相近十年的杜佑(诗人杜牧的祖父)“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别墅；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曾剿灭反叛藩镇的宰相裴度，晚年做了十多年的东都留守(唐东都洛阳最高长官)，“东都立第于集贤里”，“有于午桥创别墅”等等。

　　唐朝上层社会流行舍宅置寺观，为已故的人追福，为在世者资福。当时皇帝把先帝古宅、自己在藩旧邸、外家之宅及官宅多舍为寺观。如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6年)，把高祖李渊在通义坊的“龙潜旧宅”舍为兴圣寺。又如唐代宗(公元762年-779年在位)在马璘所献宅上置乾元观。朝中达官贵人也纷纷舍宅，“诗佛”王维“表辋川第为寺”，代宗朝权阉鱼朝恩把通化门庄宅题为寺。诗人贺知章“舍本乡宅为观”，玄宗朝权阉高力士舍兴宁坊宅置观。由于频繁舍宅，致使许许多多第宅变为寺观，所以时人白居易发出“渐恐人间尽为寺”的感慨。

　　还有，唐时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因而出现许多凶宅，如“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这些大寨由于对前后主人不利，因而“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又如“天宝中，长安永乐里有一凶宅，居着皆破，后无复人住，暂至，亦不过宿而卒，遂至废破”。虽有一些胆大者或贫穷者敢居凶宅，但这只是极少数，更多的凶宅却荒废。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住宅分配不均及有效住宅面积减少，于是乎房屋租赁业大行其道，我们从各类史料中都能找到证据。长安城中，几乎是全民大租房，上到朝廷命官，下至黎明百姓；有以科举博取功名的进士，也有摒弃功名利禄的僧、道、处士；有良民，也有工商贱民及风尘女子；有汉人，也有客居长安的胡人。当然杜甫也是“京漂一族”的成员。他三十五岁来到长安应试，落第。曾一度把家属接到长安城南的下杜城，不久便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迫将们迁移到长安东北240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居在县署公舍里。

　　正如杜甫先生愤愤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他以及不计其数的“京漂一族”租房栖身的同时(当然也有公务或习业、应试、作法事、经商等等)，也有租宅包二奶、追美女的。《太平广记 》卷452《仁氏》记载，长安本地人郑六先生，“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住在老婆家，吃软饭)，一次在长安街中遇见美女仁氏，便脱宅(从老婆家搬出来)与仁氏姘居。郑六穷得叮当响，竟然有脸跟亲戚借家具，还说：“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其以备用”(刚刚钓到一个漂亮MM，新租的房没家具，借你的用用)。著名的唐传奇《李娃传》里讲道，某生到长安应举，在布政里租房居住，功名未得，倒先琢磨把妹。一日见李娃“妖资要妙，绝代未有”，于是“徘徊不能去”，叩门见李娃母说：“闻兹地有隙院，愿税以居。”(听说您这里有空房，我想租这屋子)。

　　比起郑六和“某生”小打小闹，“京华冠盖”们玩得就高雅多了。据《中朝故事》卷上记载，晚唐时宰相机要秘书们(中书政事堂的堂后官)每年凑钱十五万贯，秋天的时候在长安教坊租四处大院落，修装一新，遍栽花草，到牡丹花开的时候，邀请上司带家人做客其中，通宵达旦娱乐。有时宫中宦官也驱高车大马而至，与他们推杯换盏，直到秋后花落而罢。

　　在长安，租房子住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唐穆宗(公元820-825年)时身为工部尚书的郑权，“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僦僦僦”，堂堂住建部部长，家里老小一百来口，居然没有自己的住房，一直是“租房一族”。韩愈便称赞他：“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汉初，萧何曾用出租赁宅来玷污自己，而唐人，当全民租房成为现实，则不认为经营租宅有损名声，所以一些达官贵人就把赁宅视为财源之一。皇太子也竟然为和尚造宅出赁以营利，据《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记载，唐顺宗为太子时(此人不仅是唐朝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做太子时间最长的一位储君，达26年)，“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贾)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层，居游民，取佣给。”所谓“游民”，大致可以理解为“京漂一族”，顺宗为这位贾昌盖了一套院子，专门辟出一部分作为可出租房屋，收取租金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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