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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把当天所做的化验单收费单递给了记者。这张收费单上面,化验项一栏通篇只有“化验”二字,并无具体化验项目名称。“来之前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贵的化验和药费”,黄说,“而且医生也不能保证我们肯定能治好。”

    下午3点半,黄拿到了处方单。和其他患者一样,他夫妇俩将要连服三个疗程的药。药费为1万多元,拿到的药需用一个巨大的编织袋才能带走。此时,他对记者惟有苦笑。

    “新兴医院的案例应该说是极不正常的。”一位知名医疗体制改革专家表示,“这也许是我国这么多年医疗改革结果的一个表现。无论是监管体系,还是激励机制以及医院的产权制度改革等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问题和漏洞。”

    新兴医院并不是惟一如此行事的医院。打开任何一个地方电视台,都能在屏幕上看到治疗不孕不育、美容、前列腺类病症的广告,这些医院都有着深厚的市场化背景。但不论实际效果到底如何、医疗费用是否高昂,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些市场化运作的医院,国家并没有专门的监管体系以及相应的监管力度。

    因为监管体系的缺乏,许多市场化运作的医疗机构在最大程度上表现出其逐利的本性。2005年4月,媒体揭发的河南新郑某医院将病人抛弃至荒野的行为更是走向了极端。然而,谁能说这个案例也仅仅是个案呢?到底有多少已经被隐藏了?

    “闻”:几轮改革过后

    对医疗机构的市场化运作,争论或赞同均属正常,可是20多年的数次改革之后,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着实令人越来越看不懂了。我们的医疗改革,为谁而改?

    医疗体制改革究竟为谁而改?

    面对这样的问题,谁看了都可能觉得好笑。然而,20多年的几轮医疗改革下来,其结果却多少让人笑不起来。

    有调查显示:1993年,农民患病应就诊而未就诊率为337%;1998年,该比率为3320%;到了2003年,则上升到458%。2003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262224元,而当年城市医院平均每次住院费用4660.38元(县医院为1851.8元)。

    高昂的医疗费用无疑成为影响人们就医的门槛,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健康水平的下降。这也许是改革者们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建国时,中国大陆居民人均寿命只有35岁,1990年为68.6岁,到了2000年为71.4岁。很明显,人均寿命的增加速度在后面的10年里面下降不少。农村婴儿死亡率在90年代中期是城市的2.9倍,到2000年则上升到了3.4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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