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八年前首次评选年度十大假新闻时，《新闻记者》杂志主编吕怡然专门配发了一个编者按。在这个编者按里，吕怡然表示，但愿这次的评选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然而八年过去了，“年度十大假新闻”仍然在一年年地评选着。作为评选十大假新闻“阳谋”的“始作俑者”，吕怡然心情复杂。2008年年底，当“年度十大假新闻”再度出炉时，《新闻记者》的编者按里说：“抗战八年，虽然漫长，终获胜利。然而，评选年度假新闻，也已经整整八年，却尚未见到胜利的曙光。可见新闻打假之难！这是八年前我们不曾想到的。原以为只要竖起新闻打假的大旗，呼啦啦立马就会聚集起浩浩荡荡的讨伐大军，不消半个时辰，假新闻便‘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如今反思，我们过于善良，高估了媒体人的自律力；我们过于天真，低估了假新闻的生命力。现在方知，因为毒草的孳生，离不开合适的土壤，光拔草而不除根基，必定如春韭，割了一茬又一茬。看来，这场持久战恐怕远无停战之日。也罢，八年之后，让我们从头再来！”
2009年2月，吕怡然收到一封某媒体的来信。针对一则“济南军区某红军师侦察连两名侦察兵在前往汶川县映秀镇抗震救灾途中牺牲”的年度假新闻，信中解释说：“采访这条新闻的记者非常辛苦，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采访写出的新闻，还被评为假新闻，太过分了。而且记者也不是凭空捏造，是从部队首长那里听到的新闻线索。你们坐而论道，不知道实际情况，就乱评。”吕怡然说着，无奈地笑笑，他对记者不无感慨地说：“这个理由未免牵强，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事不一定就是好事。不可能因为辛苦，假新闻就变成真新闻了，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另外，我们所有的评选都是有证据的。”
而另一则关于“六旬老人考取清华研究生激励儿子”的报道，“全国好多媒体没有尽到核实的责任，就纷纷转载报道。事后该记者称已经同清华大学相关部门进行了核实，老人并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读研究生，而是在该校中国画高级研修班脱产学习。可见核实工作并非难如上青天，不过是举手之劳。这就是缺乏基本的职业素养、职业道德的表现。记者采访时不核实，发出来后再道歉，这不是故意让假新闻出笼吗？”吕怡然显得有些气愤。
对于《新闻记者》和吕怡然自己来说，每年的“十大假新闻评选”也承受了各方面的压力，各种关系网在“评假”时都或明或暗地发挥作用，希望不要把假新闻评上去；也有的领导认为《新闻记者》作为上海市的地方媒体不要过多干涉外地媒体的事情。“这些都是很为难的事情。但八年来‘年度十大假新闻’没有退缩，绝大部分评选都是经得起检验的。”吕怡然说，“希望藉此为记者的工作敲响警钟。”
6.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些文化界的政协委员对某些媒体发起“攻击”，成了政协会上的“另类新闻”。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萍在谈到一份杂志对她所做的报道时，颇为愤慨地说：“除了我的名字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据说这是一份发行量极大，名气不小的杂志，曾经两次报道倪萍，每次都有5000余字，但是从来就没有采访过她。倪萍对此不满，而编辑还劝阻她：“您别起诉我们了，我们说的可都是您的好话呀。”
无独有偶，同为政协委员的歌唱家郁钧剑听了倪萍的“控诉”马上表示，他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也是那本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他和妻子如何相亲相爱，但是，“除了我和我爱人的名字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看完文章我自己都觉得肉麻。”同样，编辑部给郁钧剑的答复也大言不惭：“文章是我们编的，可都是说您好话的呀。”
而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的“待遇”也很惨，他说曾有媒体绘声绘色地报道他带一个受资助的孩子出国，他女儿又如何经营着一家大型文化公司。姜昆说，“连我都不知道，记者就报道了，令人哭笑不得。……我劝这些人自重！”
政协委员们不约而同地指斥传媒的虚假报道并非巧合。这恰恰表明，有些传媒全然无视新闻真实性原则，践踏职业道德，挑战职业规范，已经到了明知故犯、为所欲为的境地。诸如此类的现象早已发生，并仍在不时地出现，只不过在政协会议上，文化界名人云集，展开了一场“集体控诉”罢了。那些惯于和善于造假的记者编辑，荣辱不分，是非颠倒，把编造故事和新闻报道完全混淆，把弄虚作假移花接木当作家常便饭，根本就没有羞耻感、责任心。
可惜，尽管时常听闻有人抱怨这些传媒的肆意造假，他们却一如既往我行我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事人并未真的诉诸法律，甚至也未向主管机构举报投诉，致使造假事件每每不了了之。何况，有些造假确实“都是说好话呀”，似乎并未侵害他人的名誉，告他什么呢？于是，客观上便是宽容纵容，为虎作伥，导致虚假新闻报道没完没了、无休无止，传媒的公信力遭受莫大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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