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杜润生历经中共高层关于农改“难以消除的分歧”(3)

　　不过，杜润生在自述中也提到这件蹊跷的事，他倒是心平气和地说，文章发表后，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我应该负责。

　　不过，那个时候地方的“包产到户”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但因为顶着“分田单干”的反社会主义高帽子，谁都不敢太高调。只有万里领导下的安徽是个例外。

　　那个时候万里真是顶风冒险。王任重上任后，也曾想制止万里搞“包产到户”。

　　1979年3月的一个晚上，王任重从北京打电话到安徽，急于找到万里。接线员把电话由合肥转到当时万里下乡视察的嘉山。万里走到走廊的一端房间里，跟王任重交谈，同行的官员都感到事情严重，拥挤在走廊上等待消息。万里看起来情绪很激动，对着电话说对方是“秋后算账”，拒绝中止“包产到户”改革，说不论什么形势，在他领导的地域里面，就是单干也不变了。一切等秋后再说，不管什么办法，能增产就是好办法。

　　之后，万里走出房间，对挤在走廊里的人说，副总理同意他的意见。

　　一年多后，中央高层人事发生变动，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并逐步淡出政治舞台。这一年，坚持主张集体经济的王任重被调离农委，任职中宣部部长。

　　对于这个任性地坚持集体经济的老领导，杜润生还是非常宽厚。他回忆说，在王任重离任前夕，他和王任重恳谈了2个多小时。

　　杜润生写道：他问我，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我说，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苛捐杂税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王任重回答道：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不过王任重依然坚持包产到户只是过渡形式，前途还是集体化。

　　杜润生感慨道：“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

　　送走王任重后，杜润生很快迎来了新领导——被称为农村改革的真正先驱的万里。之后，在邓小平、胡耀邦和万里等人的推动下，包产到户被正名，并迅速在全国铺开，农村改革迎来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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