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杜润生历经中共高层关于农改“难以消除的分歧”(2)

　　在中央两大领导的批示压力下，报社编辑只能按指示改写按语和社论，同时从一大堆来稿中选出了张浩的来信。

　　来信刊登后，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地方偷偷进行的“包产到户”，一下子卡了喉。当时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的代表们，纷纷被询问怎么回事，宾馆电话几乎被打爆。更有读者致信《人民日报》抗议，认为“张浩不写好文章……弄得群众没主张”。

　　用杜润生的话讲，来信“对四川、安徽的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这也是王任重主持农业大局15个月中，发生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

　　面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领导，杜润生也在尝试寻求更高层的肯定。有一次，杜润生向胡耀邦汇报工作，趁机提到“责任制”问题，希望中央发声支持地方的包产到人、包产到户。胡耀邦回答，(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很明显，胡耀邦内心赞同，但认定时机不到。而当时的邓小平，因为刚恢复工作不久，所以对这问题上，也避免表态。

　　杜润生在自述中提到，有1980年1月一次农委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作，参加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人。邓小平最后讲话，他含糊地说道：“对于包产到户猪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

　　而华国锋的态度似乎更加宽容。

　　在七省三县农业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对着十几个人，足足讲了两个小时，主旨当然肯定组织起来的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从华国锋“既要、又要”的平稳发言中，与会代表还是觉察到了一些变化。

　　华国锋说，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杜润生说，“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同时，华国锋也同意有限的“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

　　这是一个口子。也让聪明的杜润生抓住，巧妙而不失时机地反复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允许地方试验“包产到户”。主张集体经济的王任重自然知道杜润生的“小心思”。

　　就在1980年1月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前，王任重将自己和杜润生的讲话稿一起送李先念。李先念明显看出了两个讲话的出入，指示要精神统一，不能两个调子。于是，王任重把李先念讲的“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这句话加到了杜润生的稿子中，还把“准许地方试验”一句划掉了。

　　更离奇的是，杜润生的这篇被改过的讲稿，被人拿走发表在了《农村工作通讯上》，文章提到：“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只要领导者稍微放松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就会使它滑向单干的道路上去，最后非冲破集体经济不可。”

　　所以，资深农业问题记者凌志军评价杜润生：“杜润生是一个精明敏感的人，具有洞悉历史演变的能力，并且能够为任何一种演变的结局找到理论和事实方面的根据。”借此事暗讽杜润生“骑墙”，见风使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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