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模拟试题及参考答案（二）(3)

　　5. 从各地消费券投入发行或列出计划之日起，这一政府行为就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争议之辞也应声而起。除了对于实施效果的争论外，围绕发行方式、发行对象、购买范围和资金来源等制度设计层面的问题也备受关注。

　　某公司董事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发放1万亿消费券拉动消费，这才是拉动内需的根本之策。他表示，过去的一年，实体经济复苏还比较慢，主因是国内消费启动仍显乏力，依靠税收等政策来刺激消费力度不够。国家发放1万亿元消费券，一年内使用有效，他认为此举能够搞活经济，而实际上又花钱不多，而且消费券仅允许国内企业回笼，并向银行兑换人民币，这样就又支持了国内企业的发展。消费券发放之后，可以拉动企业得到更多的订单，就业率将有所增加，从而进一步拉动内需。

　　对于这个建议，不少网友表示“想法好，支持”，但也有网友表示，这个建议难以执行，恐怕届时会变出不少“低收入”人群。网友“痛痛快快”对此很支持，“发放消费券，四两拨千斤，希望能好好运作，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更多网友提出：“想法很好，但问题是，有多少能到百姓手里？”网友“深宵雨中”反对说：“1万亿，还不知道发到谁的口袋呢？还是别搞这种形式主义。”网友“火箭超人”也认为，“到发钱的时候，会有很多领导的亲戚朋友变成低收入群体。”有绍兴网友分析说，“想法是好的，出发点是要刺激消费，并拉动内需，但在实行过程中，消费券的使用有定向性、局限性(比如旅游券)，如果各行百货都可以流通使用，那等于发放货币，恐怕要引起通货膨胀而适得其反！”

　　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证券经济管理总部的马瑜说：“打折和政府发‘红包’虽然有效，但更多的是一种即时行为或是减少库存的方法，必须通过政策刺激让居民拥有一种比较持久的消费动力。”

　　虽然消费券的发放主体和使用方式不同，但对于其所能起到的拉动内需作用，各地政府和商家无疑都寄予了厚望。南京市旅游部门表示，南京市民使用2000万元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有望拉动2亿元的消费市场。从先行地区杭州的实践情况来看，消费券对于拉动内需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截至2月20日，杭州城区各指定商家接收消费券6162.27万元，占发放总额的61%。目前杭州市已有358个定点商家兑付250万张消费券，兑付金额超过5000万元。据杭州市贸易局调查，消费券在超市消费的放大效应是1.78倍，而购买大额商品放大效应可以达到10倍。

　　但是，不少专家对上述的“乐观”持保留意见。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陈宪教授表示，政府主导发放的消费券的好处在于短时间内能让大量资金完全进入流通领域转化成消费，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对内需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但从长远看，一旦没有财政资金的长期支持，消费券的长期效果则会大大减弱。他还讲到：“从公平角度看，目前有的消费券倾向于鼓励使用者购买本地产品，有地方保护主义之嫌。地方政府在发放消费券时应该首先考虑低收入群体，最为合理的消费券应该是借鉴美国，向低收入群体发放食品券。”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弟认为，如果消费券的资金来源来自于政府财政，应该纳入预算，并经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批准通过。这一在前程序必不可缺，政府发行消费券是把钱用在人民身上，但是搞好预算管理也是花好老百姓每一分钱的体现。在注重目的的时候，实施的程序也应该注重，否则同样会影响到发放效果。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杰则建议，消费券的资金来源除了政府直接动用财力支持，还可多与企业合作，鼓励它们让利于民。

　　6.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德国政府在扩大内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税收政策方面，德国政府及专家一致认为， 高额的直接税不利于促进投资和创造400万失业大军急需的工作岗位，为此， 德国政府于1992年着手进行以所得税改革为重点的税制改革，其中心内容是降低所得税税率和调整税收规模与结构。具体方案及措施是，个人最低所得税税率由以往的25.9％降至15％，而个人最高所得税税率由53％降至39％；免征所得税的界限由过去的年收入1.2万马克提高到1.3万马克；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由过去的47％降至35％。与此同时，适当开征一些新税种，如矿物油税，每公升汽油征收6芬尼，取暖油、天燃气和电等费税也相应上升。德国政府于1997年元月取消了财产税，财产税的取消意味着减轻企业50多亿马克的负担。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积极鼓励并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德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小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如制定并实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计划，其资金来源于欧洲复兴计划，目的是为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为服务行业与市场营销工作提供资助。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最大的问题是内需严重不足。20世纪90年代，针对实体经济方面存在的“三过”，即设备过剩、债务过大和雇佣过多，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在战后历次的经济周期循环过程中，每当经济陷入衰退时，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追加财政预算，发行国债，扩大公共事业投资。这次也不例外，日本政府已经连续多年动用巨大的财政投资，扩大内需，化解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日本政府逐步放宽金融市场限制，诱导实行事实上的“零”利率政策，并制定新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和综合性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规则。在具体政策方面，政府给低收入者直接发放现金地域振兴券，降低房地产交易收入所得税。地域振兴券不准流通，但可以作为现金代用券直接购物，是一种能够直接刺激最终消费的暂时性措施，主要解决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下降的问题。政府降低不动产收入所得税，则减轻了购买住宅的负担，直接刺激了住宅产业的复苏。

　　日本在采取相应经济政策措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同时，还着力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拓和发展新产业，创立新企业；制定综合雇佣对策，解决失业人员的救济和再就业问题。被确定并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有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通讯和与知识经济相关联的产业；环境保护和与环保相关联的产业；与高龄社会相关的老人的衣食住、保健、医疗、生活护理、文体娱乐等新兴产业，在促进经济的增长的同时也可以使日本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由于金融危机恶化了韩国低收入阶层的经济状况，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为此，韩国于2000年2月出台了《国民基本生活保障法》，来应对消费过度萎缩引起经济长期不振。根据这项新的法规，从2000年10月起，收入在韩国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的所有家庭都将得到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新法规的核心是放宽政府救济对象的标准。据估计新法规实施后，接受政府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将从50万人增加到了15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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