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户籍上附着的利益较多，需要逐步剥离。户籍管理制度本身的改革并不复杂，核心的问题在于许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与户籍挂钩，而且形成的时间久，涉及的领域多，协调的难度大，需要配套改革、协力攻坚。

　 二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差别较大，需要合理引导。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市和东部城市资源优势明显，吸引大量流动人口聚集。这些城市普遍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问题比较严重，承载压力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很大，但产业支撑和公共服务功能还需要一个发育的过程，吸引人口集聚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加强政策引导、产业引导和观念引导，加快产业布局调整，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以就业带动促进人口集聚，引导人口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三是各类群体的诉求不同，需要统筹兼顾。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千家万户，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各类群体高度期待且诉求多元，需要充分尊重并统筹兼顾好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分类分步有序推进，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黄明表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一块硬骨头，但我们有信心在实干中破解改革难题、实现改革目标。

　 3. 关于创新人口管理，这需要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同步，抓紧建立和完善三项制度：

　 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为消除城乡壁垒、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建立实施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解决好暂不具备落户条件或者不愿落户城镇人口的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问题；建立完善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积分落户制度；同时，为城市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制订公共政策等提供依据。

　 三是健全实际居住人口登记制度，建设和完善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为跨地区人口流动服务和管理提供支撑，努力做到人口流动到哪里，服务和管理就跟进到哪里。

4.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认为，与当前明确的建制镇和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四级落户政策相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人口迁移趋向——

　 一方面，中小城市户口含金量不高，农业转移人口不愿意放弃原有农村户口。一些乡镇干部细算了农村户口的优势：农民可在自家宅基地上建单家独院的住房；即使自己不种地，国家粮食补贴、土地流转租金等每亩每年有五六百元收入；若遇征地，一些城郊农民可能成为“百万富翁”。

　 另一方面，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面对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已经不堪重负，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教育医疗资源紧张等“病症”日益显现。严格控制这类城市落户条件，是无奈而现实的选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表示，做强小城镇更符合现阶段我国实际发展需要。随着改革进程加快，小城镇的公共资源将更加丰富、人才外流的现象也会有所改观。在大城市普遍“超载”的情况下，中小城镇的机遇反而会更多。

统计显示，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6%，这是以常住人口为基数计算的，但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只有35.3%。这说明有大量经常住在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还不是城镇户口，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也说明许多地方落户门槛仍然较高，一些城镇吸引人口集聚的能力还不足。

3年“农转非”达2505万人。2010年至2012年，全国共办理户口“农转非”2505万人，为前三年的2.2倍。

按照国家确定的“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这一落户基本条件，各地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农村人口落户城镇政策，其中小城镇和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普遍放开了落户限制。其中，广东等地探索建立了积分落户制度；重庆、四川成都、江苏苏州等地实行本地人户口自由迁移政策；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等1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探索建立了居住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