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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下发通知，称要实行有序生育，并明确规定了各个学科可以怀孕二胎的教师名额。同时，规定如果在特定时间怀不上的话，名额将被取消。“怀孕排队”的霸王规定在中牟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不少学校都存在。（4月3日《华商报》）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很多家庭开始为迎来第二个宝宝做准备。不过，河南郑州市中牟县的很多女教师，想怀孕生二胎却没那么容易。该县第一高级中学有女老师向媒体展示了一份学校内部文件，文件写明“鉴于学校女教师人数较多，涉及的教育教学工作面大，如果不计划生育，难免会造成学校各项工作无法进行，为使学校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只有施行有序生育”。文件明确规定了各个学科可以怀孕二胎的教师名额，201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为15名和16名。（据昨日河南电视台报道）

空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工人日报林琳：中小学里，女教师居多，如果扎堆生二孩，显然会影响学校的教学安排，所以学校想对女老师的生育问题“宏观调控”一下，其实可以理解。问题是，这种调控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实现。教书育人的地方，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难吗？非要采用这种强硬和简单粗暴的做法吗？

方法不恰当背后，其实是一种偏误的观念在作怪——你既然是我的员工，就得听我的，国家法律像“县官”，内部规章制度是“现管”，“县官”不如“现管”。出现这些情况，首先是因为不懂法、不畏法，法治意识淡薄。其次是不尊重员工的利益和诉求。法律一旦颁布实施，其调整范围内的人和事都须受其约束，不能附条件执行或在执行上打折，也不能强制设定额外的义务。企业欺负职工可以找到一千个理由，维护职工权益的办法只有一个，依法办事，“不越雷池半步”。此番对“家规”与国法之间内容和效力的讨论，不仅仅是在为女教师的生育权鼓与呼，而是在为所有劳动者的权益伸张，“家规”也要守国法，这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

@人民网杨朝清： “全面二孩”落地之前，“排队怀孕”在一些用人单位或明或暗地存在。“全面二孩”开始实施后，“排队怀孕”的紧箍咒依然制约着一些“想生”、“敢生”的家庭。当饱满的理想遭遇骨感的现实，“排队怀孕”在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生育权利的变相剥夺——“不能生”的无奈和艰辛，不可避免损伤了劳动者的体面和尊严。

作为一项新兴的公共政策，“全面二孩”利国利民；然而，“全面二孩”在执行的过程中，为何遭遇“变形记”？说到底，一个好的社会规范，应该是道德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遵守规范的美德如果没有遵守规范的利益的支持，这种规范的道德价值是脆弱的，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排队怀孕”是用人单位以一种剑走偏锋的方式，将生育成本社会化的利益诉求呈现和表达出来。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原本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如果生育成本全由用人单位来承担，既会导致女性在求职上陷入更加边缘化的境地，也会导致“排队怀孕”等看似荒诞滑稽实则无奈艰辛的失范行为。让生育成本社会化落到实处，才会多一些“想生就生”。

@新华网于子茹：学校让女教师“排队怀孕”的背后或许也有一些无奈。在中小学校，女教师人数占据比例大，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初期，难免出现扎堆生育的现象。如果女教师扎堆生育，学校必然会师资紧缺，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但这不能成为一些单位简单粗暴做法的理由。即使学校有苦衷，也应通过做思想工作、与女教师沟通来协调，指令性地“排队怀孕”，不仅违背了全面二孩政策的本意，也损害了教师法定的生育权利，是一个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规定。

如今，中牟县高中的“排队怀孕”一事，随着舆论关注日渐偃旗息鼓，但它产生的原因并没有消失。有观点认为，其实际上反映了用人单位追求效益最大化，与女性生育成本非社会化的矛盾。简单而言，全面二孩的大背景下，用人单位不愿意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承担额外的用工成本。

@新京报梁好：我国学校管理现今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却不等于校领导可胡乱作为，而应坚持依法治教。教师首先是国家公民，在校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与学校建立的是对等契约关系，学校应保障教师应有的权利。对于教师何时怀孕，那是其私人事务，学校无权干涉，顶多只有合理的建议权，而没有“怀孕必须排队”政策的制定权，更没有行政命令权与非法制裁权。

就学校而言，出台这样的规定，兴许有其苦衷：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女教师争上生育末班车，扎堆生育，教育教学人员无以保障。对此，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统筹协调，诸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或通过富余教师的短期流动等各种方式，切实解决人口政策调整带来的阶段性短期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但对于逼着教师“排队怀孕”现象，必须坚决制止和问责。

@光明网：校方作出的“排队怀孕”规定，不仅是对于二孩政策本意的公然违背，也是对作为公民的教师法定生育权利的伤害。而中牟县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更是“大放厥词”：“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让你去生二胎”、“国家政策下来了，具体到这个单位就要以单位为准”。如此种种，传递出的对生育行为的歧视，以及二孩政策在落地上所可能遭遇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不能不被正视。

透过这类现象，我们更加要警惕的是，那种被过去生育政策形塑已久的错误生育观念的回潮。二孩政策的放开，无疑是对人口发展规律与公民生育权利的顺应。但在落地的过程中，确实需要防止，因二孩生育增多而产生新的生育歧视。这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完善生育政策的配套服务；另一方面，更要从法律的角度，加大生育权利的保障程度，对于伤害这一权利的人或权力，作出应有的规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迫切需要一场对生育行为的正名行动。

华图解析：企业和单位出台“怀孕必须排队”的规定，其实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十年前，媒体就批判过这一现象。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现在再度出现此类事件，可见，女性就业压力之大，虽然妇女受到《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保护，但安排育龄女工生育时间，给女教师生孩子排班，到底算不算违法？似乎法律上并未作明文规定，这也就给“孕期排队”的行为留下了口子。

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不应受到任何人和单位的横加干涉。而且怀孕又不是变戏法，想啥时候怀上就能怀上，夫妻尚不能完全做主，学校却要强人所难，让女职工在指定时间内怀胎，徒增员工压力，有损员工健康。

不过，说到底，很多单位之所以不找女性或者出台“排队怀孕”规定，都是人为夸大怀孕者给单位造成的负担，背后还是厌女症作祟，认为女性怀孕，无形中增加了单位的负担，而想要真正解决此类“潜规则”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生育，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不是公民个体的事情，解决好生育难题，把生育权利还给公民，其实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