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牙兴周八百年江山，功盖天下；周公辅成王一饭三吐哺，呕心沥血。这两位大才因为封国（齐国和鲁国）做了邻居，也开展了齐鲁大地上数百年的较量。不过，周公旦在镐京辅佐成王，最后和姜子牙在政治上交锋的却是周公旦之子伯禽。可是，兴周八百年、妙算无敌的姜子牙却惨遭滑铁卢，治国竟然输给了周公旦的儿子！
周天子分封天下，各路诸侯就国之后就开始称孤道寡，治理自己的江山了。姜太公不愧是当了多年丞相的老姜，只用了五个月就完成了对齐国的治理，回到镐京向周天子汇报成绩。周公旦说：“为何如此迅速?”姜太公说：“我简化其君臣之礼，顺应原来的风俗去做。”原来，姜太公用的是因地制宜，适应了当地风俗的治政手段，让齐国的百姓在五个月内就适应了姜太公的统治。
当宰相的周公旦看了齐国的汇报工作可急坏了，这姜太公这么快就治疗好属国了，但为啥自己儿子还没音信传回来呢?
鲁国一直没有消息传来，周公旦左等右等，终于在第三年等到了儿子回来汇报工作。周公旦说：“为什么报政如此缓慢?”伯禽回答说：“我在改变当地的风俗，变革当地的礼仪。寻常百姓父母死后也要服丧三年，所以到这时候才来报政。”伯禽和姜太公使用的执政方法不同，他是彻底改变了鲁国人民的生活起居方式，让“鲁人”变成了“周人”，使用的是移风易俗的治政手段。
周公旦听到伯禽说出报政迟缓的原因，于是叹息说：“唉，鲁国后世要北面为臣事奉齐国!政治不简约不平易，百姓就不会亲近;政治平易近民，百姓必然归附。”
周公旦果然预料不错，在周天子强势的初期，作为近亲的鲁国的确威压诸侯，但成康之治后，周王室的权威衰落，齐国也随之开始崛起，春秋五霸中第一个就是齐国的齐桓公，而鲁国则只能辛苦的抵御齐国的入侵，后来甚至出了吴起杀妻求将，击败齐国后被逐出国的事情。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想要富强，那么国家的政策法律就要适合百姓，能够方便百姓的起居和日常生活，而不是成为束缚和负担。
可以说，周公旦之子伯禽“移风易俗”的改革效果是人为的给社会增加了负担，也给鲁国打下了无法富强的伏笔。
不过，“因地制宜”真的就比“移风易俗”的效果好吗?“因地制宜”的治政手段是否也有什么相较“移风易俗”来说的弊端?如果“因地制宜”的治国方针如此正确的话，姜子牙明明已经占据了上风，又为什么会遭遇滑铁卢呢?
姜子牙看到国祚长短，很多人都会疑惑，明明齐国要比鲁国存活的时间更长啊，战国七雄里面最后灭亡的就是齐国呀!
其实，战国七雄中的齐国并不是姜子牙的齐国，而是田氏齐国，是田氏灭了姜子牙的齐国之后建立了齐国。公元前391年，齐康公被田和放逐于临海的海岛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为国君，是为齐太公。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列为诸侯，姜姓齐国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称侯，仍沿用齐国名号、世称“田齐”以显示别于姜姓齐国，史称“田氏代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前379年，齐康公死，田氏并其食邑，姜太公至此绝祀。
而相比齐国，鲁国先后传二十五世，三十六位君主，历时800年左右。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56年)，鲁国为楚考烈王所灭。
和齐国相比，“弱国”鲁国却国祚更长，同时建国的两个国家中，使用了“移风易俗”的执政方针的鲁国竟然比使用“因地制宜”执政方针的“强邦”齐国的国祚长了一百多年，这似乎证明了“因地制宜”和“移风易俗”的方法相比起来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
鲁国在春秋时代，鲁桓公、鲁庄公、鲁僖公时期，是鲁国最为强盛的时期，一度与齐国争夺东方的霸主，鲁僖公更曾领导诸侯抗衡过楚成王与晋文公。直至战国初期，鲁国最衰败的时候，仍有数个诸侯国，向鲁国进贡。
而在后来“礼坏乐崩”的时代，鲁国则成为了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周礼尽在鲁矣”。
由此可见，鲁国使用“移风易俗”彻底改造的执政方针，虽然因为政治繁琐导致国家不够富强，但却更利于统治，教化国民，在礼乐崩坏的年代依然保持着宗周王风，国祚长寿。而“因地制宜”采用简约的执政理念的齐国却屡屡出现乱政，齐桓公称霸的确风光，死后却诸子争位，内乱不止，最终也是亡于国内的乱臣贼子之手。
姜太公的治国方针的确打下了齐国称霸的基础，让齐国成为天下强国，这是他图强的能力，但正因为“因地制宜”的方针忽略了精神上的改造，让给国家留下了内乱的祸根，最后在和鲁国相比之中遭遇了滑铁卢，国祚何其短!
故而，“因地制宜”和“移风易俗”并不能简单的区分高下，反而是需要更加合理的使用，正如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通过更加合理的使用，让这两种执政方针发挥更大的效果，相辅相成，这样才能既有了效果，又有了成就!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一直都是在合理的使用“因地制宜”与“移风易俗”的治政理念，对于各地的风俗习惯和少数民族的民族风俗都是尽可能的“因地制宜”合理规范;而对于那些封建迷信思想，如土葬、困守山林等习俗都是采取了“移风易俗”的方式，通过改革理念调整了大众的思维，更发家致富，让山区、各地的民众接受新思想，和社会接轨!
封神榜姜子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