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亚洲研究院一位毕业于中科院的研究员对记者解释道：“研究、开发、工程化、产品化，是一项科学发现到最后产业化的不同阶段。企业和研究所大学的文化导向完全不同。中国的企业实力弱，不可能象发达国家的大公司一样愿意长期在研究和开发上进行投入，甚至是更前期的基础性研究。中国的企业文化更多是把科研人员视为没有产出的成本费用，而不是日后能带来企业收益的人力资源。而研究所或大学其实是没有工程能力的，搞搞研究还可以，进入开发阶段都有困难，主要原因就是工程化需要的是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团队，而研究所和大学里‘干活’的主力是待遇低、缺乏经验、流动性高的‘学术民工’，所以研究所和大学的文化导向是通过名望以争取更多的政府科研项目，而不是通过产业化去逐利。这也决定了很多科研项目的内容必然是没有产业化前景的导向。”

　　自1984年减拨事业费试点开始，中国科技体系中的五路大军到目前其实仅有两路——中国科学院和大学还保持“事业单位”身份，甚至在很多战略性产业领域还承担着填补国内空白和国家队式的角色。而国防科研单位已经在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进程中随行业主管部门转为10大军工集团公司，1999年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在机构改革中被撤销后，所辖242家科研机构已经向企业化方向转制或被并入企业。

　　自“十一五”起，改革开放后一直使用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提法被“技术转移”取代，背后的逻辑就是作为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研究所和大学的“基因”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基因”完全不同，以合同形式的技术合作开发和转让远比让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下海办公司要容易得多。

　　在江苏省一家地方建制的事业单位员工指点下，记者方才注意到中国科学院的行政职能部门高技术产业化局已经更名为院地合作局。在“十一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框架下，各地地方政府用于科技的预算大幅度增加，但又出于避免决策风险和国有资产流失的考虑，很多地方政府看中中国科学院的金字招牌，事业单位性质的研究机构和人员编制在院地合作的背景下迅速扩张。

　　“十一五”期间，教育部也从监管国有资产的角度要求高校对以往通过办企业进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方向进行战略性收缩。但大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科研导向激励机制，已经导致对教学这一本行来越不重视了，以至于“十二五”开始后，教育部出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意见，要求把本科教学作为高校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

　　虽然“十一五”时期的科技体制改革，在科研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方面出台了更加灵活和自由导向的政策措施，但终究没有在事业单位体制这一更深层次领域做出改革。

　　中关村一部委研究所的企业人士对记者表示：“其实在字面上讨论改革方向和政策没什么意义，企业和公益性事业的划分真的有用吗？大学里很多教授都开公司，在申请政府科研项目时，需要用哪个壳就用哪个壳，把学生列为公司员工充数是常有的事。医院倒是明确为公益性事业，但从排队挂号开始，到医生收红包，开药，哪个环节没有市场行为？我倒是认为很多研究所以后的命运更取决于研究所的法人治理结构和领头人，如同企业家对企业的不可替代价值的道理是一样的。”

　　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科院，这些熟悉的学术和研究机构名称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在台湾地区也存在同样名称的机构。但创造了新竹奇迹和令台湾ICT产业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二的“工研院”（财团法人工业技术开发研究院），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山科学研究院”。一位经历台湾ICT产业“创业艰难”的大佬曾对记者表示：“台湾的‘中科院’和大陆的‘中科院’倒是很相似，但大陆缺少的是工研院。台湾没有内部需求市场，产业必须面向全球竞争，如何以财政资金投入来吸引海外人才和培养本地人才，工研院作为一个平台在产业成长的前期技术研发阶段扮演过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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