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教授：
刚才李县长，郑博士和黄乡长谈的，实际就是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困难。新农村建设的巨额投资从哪里来，政府财力是否能够承受？我看了一些资料，今年全国财政达到3万多亿左右。目前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加总，再加上预算外收入，可用财力规模占GDP的比重近30%。应当说，这样的财力具备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条件。
最近两年农民告别皇粮国税，财政部的负责人曾表示，减少税收收入，80%左右由中央财政承担，20%左右由省级按照一定的政策承担。此外，中央财政今年安排293亿元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农业科技进步，扶贫开发等，安排14亿元支持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事业发展。但这离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不能苛求财政包办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当然，我认为，要分清国家和政府应对什么领域进行投入，怎么与农民和辛勤劳动相结合。同时需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并适当引导农民自主投工投劳。做到输血和造血并重，这样合力建设，数亿农民才能过上现代化生活。
刘教授：
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温家宝总理曾表示，包括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在内的农村综合改革，即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也涉及农村上层建筑的变革，是巩固农村税免成果，解决当面农村面临许多问题的关键。同时，农村综合改革应重点突出两大目标：一是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建立有效，真正由农民群众参与的制衡机制。
建设新农村的新战略中，有一个明确的提法，即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人们已形成共识：只有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民的合作能力和基层的组织建设，才能对接上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投入。十一五期间是新农村建设破题关键时期，如何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基层政权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带领农民建设新农村？这一点要好好研究。
郑博士：
建设新农村，我倒觉的外国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韩国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农村人口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1970年开始韩国政府发起新村运动，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进。第一阶段大规模投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二阶段是推出增加农民收入计划，三阶段是建设重点逐步转向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农村工业。（内容略）这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郭副主任：
说到经验，我们也关注国内一些好的做法。希森三和集团在山东省乐陵市黄夹镇梁锥村进行的农村建设，就是一次积极而有益的尝试。他们的思路就是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通过村企互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现代农业的产业开发规模效益，带动农民增收，进而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按照这个设想，就是要让农民变成产业工人，让贫瘠的鲁西北变成大型的牛业基地。希森三和集团探索和实践的亮点在于，通过新村建设，将当地的农民与黄牛产业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实践了一种崭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并能够进一步形成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客观上带动广大农民增收和致富。这一做法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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