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四】
(快报)城管来了，小贩逃走；城管与小贩聊天，又被指“不作为”被开除。在全国各城市“设摊”与“禁摊”的激烈讨论声中，全国第一部将“摊点合法化”内容写进条文的法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修正案)》于2009年5月20日获得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南京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以法规形式将这一理念确立的城市。“可以摆摊设点的地段和经营时间，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不影响市容和交通以及方便群众生活的原则确定，报市、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虽然这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它却有可能终结城管与摊贩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和矛盾。第二天，南京市市容局市容处副处长刘国强的电话就被打爆了，全是要求采访的媒体和想申请摊位的市民，原因就是：修改后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明确写入了“摊点合法化”的内容。
在“百度”搜索里，输入“城管暴力执法”，有52.5万条信息；而输入“暴力抗法”，也有46.2万条记录。“发生这么多的冲突，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感觉群众对摊点有很大的需求，根本是堵不胜堵，而化解矛盾也必然是从源头做起。”南京市市容局市容处副处长马良琪告诉记者。他们在工作中发现，每当经济不好，社区里居民缺乏收入来源的时候，早餐摊就会大量增加。一个摊子，有时候能帮一家人渡过难关。而本次摊点“合法化”，预计全市的摊位可以增加60％，可以为符合条件的困难户提供一条生存之道。
【给定资料五】
(新快报)2009年2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做客广州发表演讲。以下是记者报道这一新闻事件的摘要：
就这几年的热点，何兵指出解放小摊贩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解决就业，也可以消除制度的内在紧张。城管与摊贩在现实生活中是互为博弈的主客关系。何兵强调，对摊贩的非法化实际上是有历史根源的。他引述了一篇1957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的报道。那时，湖北黄冈一农民因贩卖鱼秧，被说服教育后割断了“资本主义尾巴”。城管与摊贩的追逐，他们的“都市游击战”从那时就开始了。根据对新闻事件的解读，何兵认为，这种“都市游击战”有两种可怕的后果。一是城管黑帮化；二是摊贩黑社会化。无论是“软暴力”还是“硬暴力”，都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不仅公众对城管认同度低，据调查，逾八成的城管人员自己竟然也缺乏职业认同。前段时间一个10岁小学生，为父亲是城管而感到自卑，这让人们记忆犹新。何兵强调，解放摊贩实际上也是在解放城管。
小摊贩是弱势群体。他们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这本身就值得鼓励。何兵指出，摊贩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重视“摊贩经济”。他认为，摊贩经济不仅增加GDP，还有许多的优点：1.满足低层和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需要，廉价的摊贩市场是他们消费品的理想来源；2.；3.。何兵指出，按大陆人口推算，全国大约有3000万摊贩，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合法化了摊贩后，城管干什么?何兵认为，合法化摊贩后城管并不需要消失，但要转变职能，从“执法”变为服务。他不赞成废除城管队伍，但城管应当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转变工作思想并转变职能。否则，他们干得越好，人民群众越不满意。他表示，摊贩治理，并非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克服的“中国难题”，世界各地都曾经历过失业人群“摊贩化”。在治理小摊贩上，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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