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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目前,我国城市垃圾的处理主要采用填埋法,约占70%~80%;堆肥法,约10%~20%;焚烧法极少,仅占1%。由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开展较晚,全国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严重不足,只有少数城市借助国际援助建成一些达到无害化处理标准的现代化垃圾处理设施。国内自行设计的卫生填埋场,大多因资金不足,设计、施工标准不高,加之无害化处理技术不完善,设施简陋,缺少对污染控制和监测手段,距无害化处理标准有一定距离。特别是垃圾填埋场防渗措施不力,填埋气体和渗沥液引排不畅,难以保证长期安全性,成为远期的污染源。近几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工艺比较先进,投资少、运行费用低、操作简便、比较适合国力水平的堆肥技术和生产线,已在广州、常州、厦门等地得到应用。在北京,由德国政府援助,建立了一座日处理4000吨生活垃圾规模的现代化连续式机械化堆肥厂,起到示范作用,其总投资已超过1.7亿元人民币。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在我国原来几乎空白。1988年,深圳市引进日本技术生产两台日处理150吨生活垃圾马丁式焚烧炉,建成我国首座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行至今。随后各地出现一些垃圾焚烧炉制造厂家,积极推广应用。国产焚烧炉结构多数还不够完善,焚烧温度不高,过程稳定性差,自控程度低,废气净化装置效率不高,急需完善。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宁波等地正在积极筹建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后将会形成我国垃圾处理填埋、堆肥、焚烧三分天下。

    7.“垃圾不是小事情,它是一门大学问,人人都回避不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必须面对。单研究它的人就可以分为十几类、上百个专业,除了一般人熟知的环卫工作者外,还有公共卫生医师、经济学家、考古工作者、犯罪专家等等。它甚至还常常招来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因为垃圾中可以获取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司法人员可以从中找到为嫌犯定罪的物证。”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普通人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的垃圾,在王维平这儿马上就有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在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里,王维平侃侃而谈,念起“垃圾经”来,让记者大开眼界。“在众多的环境问题中,垃圾对环境影响最大、最普遍、最不受重视,也最难解决。它污染地表、地下水和土壤,影响大气环境,危害居民健康,还会影响到城市经济甚至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王维平看来,北京城市垃圾处理的历史就是一面社会文明进步的镜子。根据对北京垃圾20余年的跟踪研究,王维平把垃圾对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然净化阶段。1972年以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北京市垃圾成分比较简单,多是餐厨垃圾,直接运往农村堆肥,参与大自然净化和循环。但随后,一个分水岭出现了。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垃圾成分变得复杂了,塑料、塑膜纸、铜版纸、尼龙、玻璃等混杂其中,不再适宜做农肥了,农民不要了,自然也没法净化了。

    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堆放污染阶段。那时候把垃圾运到郊外(现在的三环、四环)往那儿一堆就算处理了。由此导致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垃圾围城”。北京市区三次航拍观测发现,沿着三环路到四环路分布的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多堆,整个北京城区陷入了垃圾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阶段主要是因为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化率是10%,现在已经达到了40%,而美国、日本都在70%左右,城市化发展趋势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垃圾围城’的困境。”王维平表示。令人担心的是,北京的“垃圾围城”虽已成历史,但现在却在全国上演。经国务院批准的城市600多个,根据2006年建设部提供的数据,2005年全国1/3以上的城市都被垃圾包围。

    第三阶段是末端处理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想办法投入巨资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场,无论是东京、伦敦还是纽约,都迫切要解决垃圾污染和围城问题。北京也不例外,从1996年开始为了申办奥运,这座城市开始兴建大规模垃圾填埋场和处理厂。一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已经建成20余座包括填埋、焚烧、堆肥等方式的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7%,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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