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我省城乡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已经在40％以下，也就是接近了富裕的标准。大家有钱了，更需要消费不同品味、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它既可能是对人们无须支付一定价格就可满足的公益性文化产品的需求，例如街头雕塑、文化展览等，也可能是对人们必须支付一定价格才能满足的商品性娱乐文化产品的需求，如卡拉OK、商业演出等；既可能是对武打、言情、民间曲艺等通俗文艺的需求，也可能是对文学巨著、交响音乐、芭蕾艺术高雅文艺的需求；既可能是对生理感官上的颐养、休憩或享受的需求，也可能是对精神世界追索的需求。
李教授：发达国家有一句名言：“增长不等于发展，富裕不等于幸福”，它很形象地说明了人们需要的变化。物质是满足人们生活的必需，文化则能提供生活的意义，使人们心灵受到抚慰、导向和激励，以此提升自身素质。
王主任：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不仅包含了这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基础设施、生产力水平等定量化的硬性指标，还包含了这个地区的公众素质以作为一种整合力量的价值体系，也就是人文精神。文化能够提高国民素质，能够转化人的发展观念和生存理念，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文化是“以文化人”，对人的作用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潜移默化的。这就是文化对人的作用。
小文：但是，文化对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会不会也是一把双刃剑呢？我这里有份材料，里面的数据让我感到比较震惊：北京海淀区法院少年法庭随机调查的100名在押未成年犯中，犯抢劫罪的占71％，这其中由于经常看含有暴力内容的音像制品并受影响的占75％。此外，这100名未成年犯中，经常出入电子游艺厅的占66％，经常出入网吧的占30％，经常看色情内容书刊、音像制品的占61％。目前网络游戏的内容很多是带色情、格杀、武斗等情节，使一些痴迷于游戏和网络的青少年大受影响，火爆刺激的内容容易使他们模糊道德认知，甚至纷纷仿效寻求刺激，走上堕落和犯罪的道路。王主任，你怎么看？
王主任：这些只能说是劣文化，先进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按照人应有的道德思想和伦理秩序，去教化人——使人“人化”——像个“人”。我们一些地方在文化消费品的生产方面仅注重市场收益，搞粗放型发展，满足于生产一些短、平、快的东西，甚至是低级、庸俗的东西，缺乏高品质的、既能卖座又让人叫好的文化商品。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状：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和团体变得“没文化”了，我们的社会由于快速拉动，如扳断后的藕一样，出现了“文化中空”。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现象，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一些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表明我们文化精神的缺失，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
李教授：是这样的。拿一些农村来说，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村对精神文化生活表现出强烈的需求，但庸俗的社会文化也随之开始泛滥。在部分省份的落后乡镇，近年来一些草台班子和不正规的演出团体游走乡间，“脱衣秀”、色情录像等活动在农村开始抬头。在一些地方，农民因无处消遣，闲暇时就聚在一起赌博，不仅成人赌，不少孩子也赌，有的甚至全家参赌。部分地方的封建迷信活动也开始盛行。这些既破坏了淳朴的乡风，也造成了许多让人头痛的社会问题。我国有数量众多的县乡文化事业单位，他们占据了人员、资源优势，但由于体制原因，并没能为农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农村的精神文化建设正在被边缘化、空白化。现在大家都在讲建设新农村，农民该充实的不只是钱包，更需充实精神。
小文：张处长对这个情况应该比较了解。
张处长：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即使在我们浙江，这个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0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位的省份，农村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也是不成正比的。约占总人口60％～70％的农民只能享有20％～30％的文化资源，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极度不平衡。基层文化资源总量匮乏，基层文化阵地流失现象严重，群众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农民看书难、看电影难、看戏难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缺少健康向上、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
小文：农村的情况可能会突出一些，那么从全省范围来看，情况又是如何呢？
张处长：应当说，日渐凸显的公众人文素质差距也正成为我们这个GDP上万亿元省份的特殊发展瓶颈。有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浙江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水平指数为7．5，即每千人中仅有75人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水平达标。尽管我省经济总量多年稳居全国第四位，然而从文化方面的指标衡量还存在一定差距。全国平均每45．9万人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在浙江平均每56．2万人才拥有一个，还不到全国的平均数，只相当于国际平均水平的二十八分之一。人均藏书拥有量0．44册，远低于“每个居民两册”的国际标准。全省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数位居全国第十位，其中文化馆数量位于全国倒数第十三位。浙江是率先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虽然带动了参观人数飙升，但全省年人均参观次数也仅为0．4次，远低于西方国家年人均参观博物馆两次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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