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赶农民上楼”荒唐在何处(2)

　　正当地方政府“求地无门”的时候，2004年，国家明确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这是指将农民宅基地等村庄建设用地复垦为农田后，将此指标转移使用到城市房地产建设用地上去。本意是在保护耕地的前提下，盘活大量农村的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办法，却成为地方政府增加城镇建设用地的不二法门。

　　由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只要地，不要人，因而，地方政府在利益驱使下，为了获得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大规模实行“撤村并居”，把农民的宅基地指标想方设法弄过来，再置换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因为没有土地指标，意味着所有的建设、所有的项目都无法进行，上级的考核、指标、发展也都成了空话。

　　农民的宅基地由地方政府购买，而且由地方政府定价，再由地方政府置换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获得土地后，地方政府再将使用权出让给企业，地方政府从中获得了巨额“剪刀差”，投入到城市建设等方面。企业再在以后的出让、转租、开发等经营行为中赚取巨额利益。实际上，地方政府和企业、购买房地产的城市居民，正是利用这一“剪刀差”制度，拿走了农民土地的商业价值。

　　经济发展，土地价值日益凸显，但农民却没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反而受到了损害。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曾直言：“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同时，他也指出，“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通过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撤点并居”，在很多地方政府看来，是“助力”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也有不少人认为，把农民“从平房迁到楼房”，正好是农民“就地城镇化”的契机。但实际上，这种“就地城镇化”是缺乏效率的。比如，某些地方的农村城镇化遭遇二次空心化，即出现新型社区几无人住的现象。

　　这其实是农民在用脚投票。新型社区只是实现了农村形象向城镇的靠拢，农村的产业仍然还是农业，在拆并村庄后，生产上不如以前方便，也不能解决农民扩大就业、提高收入的需求。所以，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依然会选择到到外地打工，新社区高楼变成空楼。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没有生产方式的转变，没有经济基础，运用行政手段一厢情愿地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只能使结果“适得其反”。不论农村再怎么集中，整体来看，稀稀拉拉的小社区，仍难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大城市，比如说上海，它吸纳的人口越多，整体效率越高。当大城市中的集聚效应到达一个顶点时，城市规模会逐渐扩大，以便于人口分散出去，最后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组团。

　　学者陆铭指出，平均来看，越是发达的国家，其经济的集聚程度越高，相比之下, 中国经济的集聚程度是太低了, 而不是太高了。

　　三、结语

　　推动新型农村建设本身无疑是一件好事，但土地问题涉及全国六亿农民的切身利益，过于冒进地“撤村并居”会造成诸多问题，改革无疑要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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