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科技人才的“富”也是社会财富(2)

　　有年岁的人，可能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轰动科技界的“韩琨事件”。

　　1979年，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工程师韩琨，应上海奉贤县钱桥橡胶厂聘请，担任了该厂技术总顾问，为这家乡镇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也给国家创造了大笔外汇。两年后，他因为接受了工厂的三千多元的酬劳，竟被以“受贿罪”告到法院，并被“隔离审查”。

　　万幸的是，此事被《光明日报》记者发现，并以《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为题进行了报道。随后，媒体上掀起了一场“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业余应聘接受报酬”的大讨论，并惊动了国家科委。经由此事推动，“科技人员业余兼职并获取报酬”才被“允许”，才获得了权威定性。

　　因为合法兼职收入被“下放劳动”“隔离审查”，现在的人们看来顿生恍如隔世之感。但这种束缚、这种机制壁垒，在改革中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今天要面临的问题不见得更少。竞争性科研项目申请如何保证公平?科研经费的管理是应该更细琐化以防止滥用，还是应更人性化以贴合科研规律?是该增加非竞争性收入以保护坐冷板凳的基础科学研究，还是该提升竞争性收入以促进效率?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处理不当所带来的矛盾，都比当年“科研人员该不该拿兼职报酬”的问题复杂得多。

　　但不管怎么说，经历了改革开放洗礼的社会已经普及了这样的观念:一是，科技人才的“富”，也是一种社会财富。只有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科研人员薪酬体制趋近最优化，技术创新才有动力，技术流动才有效率，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二是，在正常的社会里，知识与财富是正相关的。如果智识上的精英阶层都在上升通道上遇到困难，底层的问题就更难解决，因为后者往往需要前者的推动和设计。

　　总理的讲话，精练地概括了这些共识，也应该会使科技工作者的待遇提升，获得上层推力。但也许，这更应该看做一种催促:当以科研经费、科研薪酬改革为抓手，打破不合理科研机制的束缚，如同当年推倒改革壁垒一样，将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和科技生产力一起释放出来。本报特约评论员 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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