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把缠访者写入县志”的简单与粗暴(2)

　　而如果按照最新官方的回应，同样也存在一个如何界定“专业”的问题，在职业职业认定序列中，相信应是没有如此的类别，那么，这同样可能发生扣上“莫须有罪名”的情况。

　　而即便不去考虑这些现实障碍，把这些缠访者写入县志又是否合适呢?从县志的存在价值来看，它是用来记载一个县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的专书。“给当地工作带来极大被动，抹黑了旬阳的影响和形象，更严重的是破坏了依法治国的法制土壤”的缠访者，到底是属于地方历史还是地方人物呢?他们是否适合写入县志中呢?无论从影响力还是从传扬价值来看，也实在是轮不到这些“缠访者”。

　　此外，从县志编写工作来看，它虽然是属于政府公共职责的设定，但是它的本职工作在于忠实记录地方风土人情，换句话说，它既不能被公共权力所绑架，也不能被其所利用。如果要通过县志让一些典型“记录在案”、以“道理让后人评说”的方式，引导公众对这些人进行道德谴责，除了事实上的不客观外，本身也是对县志历史叙述中的粗暴干涉。

　　于此而言，这种把“缠访者写入县志”的做法，无论从对象的圈定，还是方式的本身，都可能沦为事实上的简单和粗暴，而其主导者则是失范的权力。我们当然要去理解公权力对破坏信访秩序的缠访者的治理态度和决心，但是，这种公共治理，终究要回归到法治的范畴内，而不能以法外施加的惩罚来“遏制”，要知道，当其合法性基础都不存在时，再好的治理效果，都是一种治理之殇。

　　对缠访者的治理，并非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尴尬，而类似“写入县志”的偏方为何频频出现，关键还是在于政绩思维下的简单粗暴，在于把“稳定压倒一切”做过于片面的理解，要知道，截访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解决，必须通过建立合法、有序的信访秩序，让缠访者、尤其是专业的闹事者得以看得见的秩序治理。(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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