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尝试三大反腐败政治改革试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朝野上下都期望反腐败政治改革能及时提出重大举措。一方面，关于“三中全会”的各项民意调查，“反腐败”都赫赫然名列榜首，成为全党全国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在一些人关于革命、改革、民主宪政的议论中，腐败与反腐败显然已经成为共产党能否继续保持长期执政合法性的一道坎;同时，三中全会也已经明确了强化党和国家反腐体制独立性的政治改革方向。

　　平心而论，在当前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加上执政党讲求和谐、扩大民主，各种问题“并发”并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腐败问题把各种问题的斗争锋芒不自觉地引向执政党。共产党既要做领导核心，又要取得“协调各方”的不可挑战的仲裁资格，关键而又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腐败问题上以坚决、铁腕而又非常有效的反腐败行动，把自己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全体和根本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利益，也决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共产党虽然是执政党，但是决不允许在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之外存在什么官方的特殊利益、部门利益，决不允任何部门、精英群体绑架党和政府的政策，更不允许在任何贪官、问题官员身上搞传统官场的官官相护和刑不上大夫。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网络信息时代的反腐败问题更不应该迁延时日。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可以用五年、十年时间逐步解决危及政权的腐败问题，进入多媒体时代以后我国的反腐败问题再拖个五到十年，那就要洪水滔天了。

　　反腐败既要以自己的总结、继承和创新探索为主导，又要学习借鉴国外各种优秀成果。在反腐败方面，世界公认的成功案例有新加坡的严厉法制，北欧各国的民主透明政治，我国香港地区直接对地区最高负责人负责的反贪公署。为此，按照有关反贪专家设立反贪政治改革特区的意见，建议我国在三中全会以后不拘一格，大胆探索，除主流系统强化反复独立性之外，同时海纳百川，不拘一格地尝试进行三大反腐败政治改革试点。

　　第一，把香港的“反贪公署”体制借鉴推广到广东，至少先在深圳进行反贪公署的政治改革试点。深圳反贪公署直接对深圳市委书记和人大常委主任负责，纪检委、监察局的反贪职能集中于反贪署，并且实行反贪情报汇集制，汇集到反贪署。“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两种制度都长期不变，但是，这并不排除大陆主体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主动吸取香港体制的优点。

　　第二，在福建至少在厦门尝试共产党政治领导下的充分的个人竞争，以共产党领导下的竞争民主反腐败。厦门市共产党委员会不再直接任命市、区主要行政官员，而是以宪法法律和政治领导的高度，主持厦门市选举委员会，领导厦门法院的选举委员会或选举仲裁法庭，按照我们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及其他经人大审议通过的、统一规范的候选人条件，公开审核、公示通过各方面按照一定提名要求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并且统一提供“严格等额”的选举经费，让候选人在此基础上依法竞选，各显其能，直接接受选民由选票决定的人大监督、人大罢免、选民评价、选民质询。

　　第三，在上海自贸区尝试探索网络公开民主制。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民主在世界各国显示了巨大威力，我国在接受网络挑战的过程中取得了网络民主的巨大进步，我们党也初步提高了网络执政能力。实践证明我们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更需要“把权力公开在阳光下”。另一方面，上海自贸区已开创，具有全新的体制、数据、设施和网络基础，只要有足够的国家意志、政治决策，除涉及国家安全保密的数据以外，完全可以把自贸区公务的所有数据都公布在自贸区的各类官网上，打造一个廉洁、透明、高效的上海自贸区，力争让上海自贸区的“廉洁透明度”进入世界前列。

　　总之，腐败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致命之患，夺命之毒。共产党决不能与贪污腐败纠缠不清，决不能让反腐败的旗帜旁落他人，决不能让少数丧失信仰的腐败分子祸害党的名誉、纯洁与前途，更不能因为腐败被人家以反腐败的名义赶下台。共产党一定要内外兼修，把自己锻炼成为反腐败的特殊材料，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旗帜扛得更高，扛到底。(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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