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考时政热点：“空心化”趋势下的乡村治理面临新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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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在农村治理中“缺席”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由过去基层党政组织单一主体管控，演变为基层行政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等多元主体。

　　伴随人口大规模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部分农村出现“空心化”，甚至“空村化”现象，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出现“没人选”“选人难”的状况。“农民在农村治理中‘缺席’，这是现阶段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

　　“开个党员会都特困难”，河北省涞源县烟煤洞乡党委书记李永生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有的在北京打工，有的住在县城，叫他回来开会，他说‘请个假要扣钱’、‘你给出车费啊’。”

　　在宁夏部分乡镇，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党支部开会经常凑不齐人，同时由于可选择余地窄，一些村“两委”班子成员只能“矬子里面挑将军”。

　　“村委会的会计我并不满意，让他当，肯定影响村委会为人民服务的水平。但村里没(年轻)人了，不让他当让谁当?不让他当就没人当了!”固原市南部某镇一位村委会主任无奈地表示。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员流动的增强，农村社会阶层也更加多元，农业生产者、产业工人、个体工商户、私人企业主、食利群体、贫困人群等并存，“利益关系复杂、诉求多样，治理的难度进一步提升。”原新说。

　　福建福鼎市管阳镇秀贝村有户籍人口1080人，在外打工的人数过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煤矿做矿工。从2014年底开始，不少煤矿倒闭，两三百人从外地回到村里，成了“无业游民”。村支书黄功卫告诉记者，“往年每年都可以赚六七万，如今丢了工作回家坐吃山空，时间久了可能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地方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增多，宗族势力、家族势力干扰村务，还存在黑恶团伙、村匪村霸、邪教活动等现象，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基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和现代化上，农村社会治理同样面临挑战。“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必须走综合治理之路，从单一行政手段依赖转向行政、法律、经济、教育、道德等多种手段综合治理。”原新表示。

　　但是，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基层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尤其是信息网络设施缺乏，导致治理手段和方式有限。另一方面，大量“精英人口”外流，致使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群众基础相对较差，诸多现代化治理技术无法实施，甚至导致部分惠农政策落实困难。

　　“人社局定期到农村开展茶叶加工、种植技术等方面的培训，但由于人口流失严重，留守的多为老人和儿童，精心准备的培训班少有人问津，难以发挥作用。”福鼎市人社局副局长施斌斌告诉本刊记者。

　　最让湖南安化县仙缸村村支书谌英洲头疼的，是村里守着绿水青山却换不来金山。作为黑茶之乡，安化县集中着全国近3成的黑茶种植面积。仙缸村在扶贫队的带动下，也打算在村里开发一个2000亩的茶园，“但开垦面临劳力缺乏的局面。”他告诉记者，“如果茶园能够建成，可以吸引至少30%的外出劳力返村。”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在河北涞源县烟煤洞乡，当地山上存有保存完整的明长城遗址，是极好的旅游资源，每年总有不少驴友前来安营扎寨。“没产业，光靠政策扶贫不行，乡里打算开发旅游用以扶贫创收”，乡党委书记李永生对记者说，把废置的村民房屋修葺整新，做成农家乐，应该能人均增收两到三千元。“但响应的户家却不多，很多人都搬走了。”

　　在距离烟煤洞乡不算太远的上庄乡西泉头村，村支书老毕也在为同样的事情犯愁，“村上尝试过种药材、核桃、竹林，现在又种上了‘蜜脆’，还不知道结果如何。”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既能符合本地实际，又能产生效益，带领村民致富，是村干部花心思最多也最头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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