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78%的大学校长是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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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在国内最大的留学生社会团体——欧美同学会举办的北京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透露，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累计有近82万名留学人员回国。

　　据统计，1872年之后的百年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过13万人；1978年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超过230万人。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员200多万人。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告诉记者，优秀的海归群体积极投身高科技创业、关心公民社会建设、关心环境保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态格局。像百度、搜狐、新浪等互联网高科技，“海归的推动功不可没”。

　　此前的多项统计显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78%的大学校长是海归；中国科学院81%的院士、中国工程院54%的院士，有留学背景；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21人是海归……

　　马军：发现环境保护动力

　　在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马军认为找到了中国环境保护的一种动力——环境信息公开。

　　马军告诉记者，一年的访问学者经历，“所得甚多”。从美国回到国内后，他创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成为这家NGO(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开始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

　　出国之前，马军已经开始从事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他编写的《中国水危机》一书，1999年年底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2年，马军进入一家国际环境咨询公司工作，负责为在华投资的海外企业提供有关中国环境、健康和安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咨询服务。

　　当时，中国的环境挑战已经非常严峻：水污染让一些地区的农村人口难以喝上洁净的饮用水，土地污染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出现。但在当时，如果要找公开的环境质量和企业违规等数据，则非常困难。

　　“后来，耶鲁大学北京同学会叫我去做演讲，讲中国面临的水挑战。耶鲁毕业的一个教授听到之后有很多感触，就跟我见面，说希望推荐我去耶鲁做访问学者。”马军回忆说。

　　耶鲁大学有一个世界学人项目，每年从全世界挑选十几个人到耶鲁大学，一起讨论全球面临的挑战。马军申请的就是这个项目，竞争激烈。

　　2004年7月，马军经多轮选拔赴美国。在耶鲁大学期间，马军选修了环境法与政策课程，详细了解美国环境法的来龙去脉。

　　马军发现，在美国，公众的广泛参与推动了环境保护。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水污染相当严重，公众通过“世界地球日”等行动表达意愿，最终推动国会立法，成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和一整套制度，保护环境。其中，正是环境信息公开推动了公众参与。

　　马军认为，如果公众都不知道饮用水发生了什么事，周边水环境是什么状态，那些违法企业是怎么违规排放污水的，怎么能够有机会去参与呢？

　　2003年，我国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国内的早期环保NGO转向参与重大环境决策，切入公共决策。以怒江建坝为例，绿家园、自然之友等环保NGO开始介入，促使高层慎重决策。

　　“中国刚好跨越式进入信息时代，也为环境信息公开开辟了一定的空间。”马军说，“美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可以为我们借鉴。”

　　正是在课堂上，马军形成了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想法。“国内环境执法不严，环境诉讼非常困难，企业环境保护的动力严重不足，环境信息公开就是这样的动力。”

　　回国后，马军在2006年年初开始筹备专门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组建专门平台——环境信息公开的数据库。

　　2006年9月，马军组织编写了我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公众通过该地图，可以检索到全国31个省、近300个地级市的水质、污染排放和污染源信息。“中国水污染地图”还公示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企业。

　　此后，马军的团队又发布了“中国大气污染地图”数据库。

　　马军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任何一个部门一个机构或者个人所能解决的，它必须要有更广泛的参与，包括众多NGO的参与。

　　2007年，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淮河卫士等在内的多家环保NGO，联合发布“绿色选择倡议书”，号召消费者关注企业的环境行为。

　　2008年5月1日，《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施行。马军透露，环境保护部在制定该办法时，与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很多NGO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此后，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多家环保组织与全国30多家IT品牌企业沟通，促成了其中多家品牌强化了供应链环境管理，推动一批供应商进行了整改。

　　2009年开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开始对全国113个城市水污染源信息进行调查，同时关注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

　　马军告诉记者，3年来，已经有超过710家企业就其环境监管记录与他们进行沟通，并作出相应改进措施。被关注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也有所进展，第一年的得分只有31分，去年突破了40分。

　　王名：NGO推动力

　　向记者回忆起6年的留学生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说：“留学生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首先是生活方式，然后是思维方式，包括做学问的态度乃至整个人生价值观。”

　　20年前，在中央党校担任讲师的王名踏上去日本的留学生涯，他的第一站是日本福井大学。在福井大学进修结束后，王名转到京都大学自费留学。在京都，他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和两个日本学生一起，住在京都大学的一间学生宿舍里。

　　白天上课，下午4点下课，晚上6点到打工的地方干活，晚上10点前结束，然后回到住处。这是那段时间王名的生活。他干的是刷盘子的工作，刚开始经常被店主训斥，因为没有做好。

　　“后来我发现，日本人干任何事情，哪怕让他去扫厕所，他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得一丝不苟，而且要做到最好。”王名说。他慢慢发现，事情不做好，谁都挨批评。但你要把事情做好了，谁都尊敬你。后来店主成了他的好友，还单独请他吃饭，帮了他很多忙。

　　王名于1997年在名古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第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带了20多箱书回来。一位校领导去他家看他，望着一屋子没开箱的书问他想做什么研究，他回答说：“想研究NGO。”没想到这位时任校党委书记马上告诉他：“我支持你。”

　　1998年10月，清华大学召开了国内首次NGO学术研讨会，中国第一个NGO研究机构——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后改名为“NGO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名担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该中心(所)陆续开展了有关中国NGO和公民社会的多项实证研究，积极影响相关政策和立法，先后出版了《中国NGO研究》等数十部相关研究报告和专著。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在中国NGO研究或公民社会研究上起步比较早。但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学术共同体。”王名解释说。大体上从上世纪末开始，以北京为中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NGO。

　　王名还发现，这几年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是，很多留学归国的人，直接进入NGO参与到公民社会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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