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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网站挂出一封《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呼吁“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宣传生育两个子女的好处和一个子女的风险，引导群众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第二个子女。（9月21日中国网）

空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新京报：不难看出，宜昌卫计委以红头文件的方式，呼吁和鼓励生育二孩，是对人口生育现状的顺应与先行试点普遍二孩经验的回应。但实质效果，恐不容高估。

从不少国家的案例来看，社会生育率的提升并非易事，比限制生育率要难得多。典型如日本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生育措施，却至今未走出低生育率陷阱。这既与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有关，也与社会生育观念的转变和生养成本的提升有直接联系。换言之，要提升社会生育意愿，仅仅呼吁是远远不够的，也不是发红头文件就能解决的。

宜昌的人口生育形势，其实并不具备特殊性，而是可以说，是当前我国低生育率现状的缩影。不管采纳何种统计口径，我国当前的整体人口生育率，都远低于正常人口更替所需要的水平。很可能，未来发出类似公开信的，宜昌并非是唯一一个。而隐含在其中的一条主线则应该得到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的回应，即中国的计生政策亟待更鲜明的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变。

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诚如专家所言，今天社会超低生育率的形成，还并非简单是生育政策限制的结果。这决定了鼓励生育，若仅仅只是对计生政策松闸，效果将很有限。推进计生部门的服务转型，对生育行为进行正名，提升社会福利保障水平，都应有系统性的优化。而鼓励生育，更不容只局限于“小气候”和特定群体。因为社会生育观念和行为的转变从来就非孤立的，它必须基于整个社会生育权利与福利保障水平的提升。与宜昌发公开信鼓励生育二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一些地方还尚未认识到低生育率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计生服务和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都仍待加强，甚至出现过学校要求教师必须排队怀孕的现象。

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不该仅仅是态度的转变，更应是治理理念的升华。要将控制型的计划思维，导向对于生育权利和人口发展的服务思维，不能迷恋于红头文件的力量和作用，化解社会的生育焦虑，需要实实在在的鼓励举措。

@中国网杨怡旷：新闻中提到“公开信”的对象是“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宜昌各界的“先进代表”。“公开信”以红头文件的名义，号召党团员和各界代表带头执行二孩政策，将该地的党团员和各界代表“生二胎”的自愿行为上升到了组织的高度，这是对国家政策的曲解，也是对当地党团员的身份绑架和强行摊派，党团员固然要带好头，做榜样，但面对“生二胎”的任务时，无疑是由带头变为了挠头，当地卫计委的这封“公开信”纵然打着“党员带头”的旗号，也难掩其公权滥用，决策欠妥的侵权本质。

国家放开二胎政策以来，好多符合政策条件并且经济状况允许的家庭已经做好了添丁进口的准备。养育孩子固然是一个家庭的责任，但对于所有普通家庭而言，养育一个孩子除了在孩子的生活、教育、工作、婚姻等各方面所需的经济投入以外，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这也是很多符合政策条件却不愿意生育二胎家庭的根本顾虑。纵然拥有党团员身份，但这不代表这些家庭不存在养育二胎的实际困难，在部分家庭受限于实际困难，无力或无计划生育二胎，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的这一纸红头文件，看似是为落实政策着想，实则是等同于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不切实际之举。

诚然，现在我国正面临着社会人口老龄化、人口下降、人口负增长等不容忽视的问题。要阻止人口老龄化，就应该从根本上缓解现在所面临的产前产后所涉及的一系列政策保障、经济补贴、时间成本的问题，还要解决好地区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切实减少“生二胎”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与精力投入，才能真正让“二胎政策”成为不令而行的全民行为。

@胶东在线魏华：公开信提出，全市呈现超低生育水平会给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家庭幸福带来极大风险和危害，直接后果就是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加剧、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资源短缺和城市化进程滞后，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与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把本地自身严峻的人口问题向社会公示，呼吁公务员带头生二孩，营造该地生育“小气候”，宜昌市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好的，值得肯定。

但是，人口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个人问题，还涉及一些敏感的情感问题。如果，沿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形式来要求，不符合现在市场经济条件的办事规律，难怪此举遭遇不少网友讽刺。“生育调控”应该立足宏观，宜从大处调整，精准发力，从生理、心理、人文、社会等多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准确地、动态地把握，需要科学决策、理性分析、认真对待，决不能“旧瓶装新酒”、照搬照抄，套用过去文件、一成不变，政府站在原地不动，一厢情愿发指示、下命令要求“生二孩”，造成逆反心理、适得其反。

红头文件号召“生二孩”尚需理性看待。人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让生育观念趋于理性，采用灵活、多样、人性化的形式，引导人类自身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全社会要尊重妇女，尊重妇女生育选择权。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妇女儿童基本权益，保障妇女在家庭中的合法地位，不因生养孩子而受到歧视。年轻人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承受能力、情感发展程度，作出不生育、生育一个、生育两个的合理家庭规划，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社会要以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如果某个地方，生育水平过低，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考虑允许个别有条件的家庭生育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孩子，弥补人口生育率降低。政府要创造条件鼓励年轻人大胆自由交往，早日开出爱情之花、结出爱情之果，推进积极政策稳定就业，加强生育科学知识普及，做好多元化、多层次的生育养老服务，解除“后顾之忧”。引导父母加强责任心，身教重于言教，做孩子最好的老师，尽到自己该尽的社会责任，建设幸福美满家庭，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搜狐琥珀：红头文件是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行政规范文件。长期以来，红头文件通常代表着政策指向，有很强的政策界限，是权威的更是严肃的。如果在施政过程中想发就发，滥用红头文件，其行政部门权威性就会大打折扣。提高生育意愿的方式有很多，发红头文件的方式似乎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道出了人治大于法治的尴尬。

现实的工作中，一股脑滥发“红头文件”的奇葩事情也是比比皆是，有的确实让人可笑，有的甚至涉嫌违法乱纪。例如，发红头文件批评机关食堂饭菜中肉少，发红头文件“卖水泥，卖瓷砖”，发红头文件下达抽烟，卖烟任务，有的甚至发红头文件 “独家指定”必须购置其“朋友”所卖设备……可见滥发的“红头文件”如脱缰野马，到处横行撒野，不但损害百姓利益，扰乱社会秩序，消弭法律权威，更蚕食着公权的公信力。

由于我国没有关于“红头文件”管理的具体法律法规，“红头文件”的制定状况混乱。由此发出的红头文件极易演变成一场运动，更多的会被看成行政部门的一场秀。其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就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修饰词是“可”，而非鼓励，地方出红头文件鼓励生育二孩实属曲解国家政策。如此奇葩“红头文件”从表面上看是一些地方部门在“红头文件”其制订、下发中有失规范，其实反映了一些地方法治精神缺失、人治大于法治的尴尬现实。

法治的要义无非是两点：约束政府权力，维护公民权利。发“红头文件”是件严肃的事情，既要对公众负责，也要对党政机关自身负责，不能一拍脑袋就发。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正确利用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广泛征求民众意见，严格把好审核关，才是“红头文件”产生的准确方式。但是笔者也知道，“红头文件”乱象无论是执法不严也罢、权力约束不力也好，纠偏看似简单，其实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希望主政者能加强法治思维、形成法律信仰，把规矩立起来，用制度管起来 ，相信“以文代法”的“红头文件”的时代终将会烟消云散。

@平野阔：一地有一地独自的特点，国家出台政策都是宏观的，每每落实到地方，都需要创造性地结合当地实际。宜昌育龄妇女生育率偏低，很显然已经到了党政领导必须重视的地步，为了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科学合理的社会人群年龄结构，当地政府发公开信，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生育二孩，这是明智的做法。

华图解析：去年11月“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并未迎来想象中的生育高峰。有调查显示，全国符合二孩政策的育龄妇女人数在5000万以上，但真正有生育意愿的不到三成。就拿宜昌来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该地区的生育率也未发生明显反弹。由此来看，宜昌希望提高生育率，激发民众生二孩的迫切心情，不是不可以理解。

不过，这样的做法却有待商榷，其实，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愿再生的顾虑更多的是一旦有了二孩，产假不好休，幼儿园不好上，甚至将来买不起房，再者而言，生孩子这种事属于私权利的范畴，应当由家庭和个人的主观意愿来决定。公开信中虽没有强制之意，但公权力的介入，尤其是公开信这种特殊的形式，还是难免给人造成一种压力，让人无所适从。

事实上，“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育龄妇女不愿生育二孩的现象并非宜昌独有，这也客观上印证了随着养育成本的提升，当下二孩并不容易养得起的事实，更何况，“红头文件”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不是可以随意乱贴的“狗皮膏药”，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科学规范操作，才经得起历史、人民、实践检验，而不致于沦为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