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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万众瞩目的巴黎气候大会（COP21）正式召开。

时钟倒退一天，数千双民众的鞋子，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法国总统奥朗德的鞋子，摆放在巴黎的共和广场上。这不是某个艺术家的行为艺术，原本计划在巴黎召集20万人参加的呼吁关注气候变化的集会，由于此前遭受到恐怖袭击引发的安全隐患而被取消，法国民众只能用摆鞋子的方式表达诉求。而根据统计，全球一共在175个国家，约有2300场呼吁采用清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集会，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前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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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同此凉热”的背后，显然还充满着各种现实的阻碍。“摆鞋子”不啻对第二天召开大会是一种隐喻：任何共识的达成在现实面前，都充满着“策略”的妥协和让步。

20年拉锯战的记忆

从1992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全球主要碳排放国家陆续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的议题起，关于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博弈，就一路“无休无止”地上演了20多年。

1997年12月，UNFCCC的缔约国在日本京都，达成了关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首个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京都议定书》。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从2008年到2012年，37个发达国家必须在1992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基础上，平均减少5%，其中欧盟国家减少8%。这原本看上去是一个很“完美”的成果，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虽然在《京都议定书》上签了字，却最终并没有把该协议呈交到国会上形成立法。因此，实质上，《京都议定书》是一份缺失了美国这个当时最主要的碳排放国参与的协定。

眼看着《京都议定书》原本就不长的有效期一天天逼近，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上，缔约方雄心勃勃地试图为《京都议定书》准备一个有约束力的并适合所有国家的后续协议。虽然大会之前呼声颇高，然而却因为被看成是少数几个大国关起门来定下的程序“不合法”的协定，在最后的投票中，以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国家投了反对票。哥本哈根会议最终以失败收场。

接下来的2010年坎昆大会以及德班大会，虽然取得了例如设立德班平台等成果，却始终没能达成一份可以接替《京都议定书》，继续敦促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定。

因此，2012年的多哈谈判上，缔约国折中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的多哈修正案。多哈修正案为《京都议定书》设立了从2013年1月1日到2020年12月31日的第二承诺期。根据修正案的内容，在UNFCCC附件1类里的38个发达国家，需要在2013年至2020 年承诺期内，将温室气体的全部排放量从1990年的水平减少18%。自此，原本在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延期到了2020年。然而，加拿大、俄罗斯、日本以及新西兰当即就宣布不参与《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内。更糟糕的是，多哈修正案要付诸于实施，需要192个《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中四分之三的成员国递交正式的接受修正案的法律文件，也就是最少144个国家。而算上在11月30日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当天，宣布改变主意接受多哈修正案在内的新西兰，目前只有55个国家履行了这一程序。也就是说，多哈修正案要最终产生法律效力，仍然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弹性、亮点与可行性

或许，总结了20多年来谈判上演的各种“踉跄”的剧情，以期达成对2020年以后温室气体排放真正有建设性的成果，此次召开的巴黎大会从前期准备上、战略上颇具不同。

首先，根据日前公布的数据，在巴黎大会召开之前，已经约有180个国家提交了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上的自主方案（INDCS），基本覆盖了全球100%的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UNFCCC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各国提交的自主减排方案，中国承诺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峰值，与此同时，中国还承诺，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美国承诺到202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6％到28%。一直在减排上最主动的欧盟，也在提交的自主减排方案中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0%。并且，欧盟在方案中用了“有约束力的”这一字眼来描述他们列出的减排目标，以彰显决心。作为全球第四大碳排放国的印度，在自主减排方案中也承诺，在202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0%到25%。毫无疑问，这些提交的减排计划是此次巴黎气候大会区别于以往历届大会的最大不同。各国提交的自主减排方案，将非常有可能成为两周以后在巴黎达成的协定中的核心内容。

其次，与以往一味追求达成像《京都议定书》一样整体具有法律效力的协定不同，此次巴黎大会似乎更具“弹性”，或者说不得不更具有“弹性”。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国会。虽然奥巴马在减排中一直雄心勃勃，但目前美国参议院中共和党占多数，他们一直在减排中扮演着不太“喜人”的角色。如果在巴黎产生一个在整体上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约，奥巴马就需要将其提交到参议院，以在国内获得合法性，但这一可能性并不大。届时，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结局或许将再一次上演，而最终导致公约里美国的缺失。因此，巴黎大会不太可能产生一份在整体上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约，似乎已经成了“默认的事实”。日前法国外长，也是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主席的Laurent Fabius就表示：“在法国达成的约定是否应被整体上称作公约，这是个问题，因为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这将是一个大麻烦，毕竟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约需要在美国国会通过。”Fabius把即将在巴黎达成的协议，灵活地阐释成一些条款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这种折中的弹性可能使得巴黎气候大会的成果不会像之前《京都议定书》那样“振奋人心”，但却具有充分的可行性。

不过，即使本着这样的灵活性，温室气体排放这个议题里牵扯到的各国利益冲突，却难以“灵活”地被一带而过。大会开启的第一天，冲突的利益诉求，已经在各国元首看似统一口径的，充满美好希冀的各自发言中，隐约地暗示了出来。

除此之外，关于对此前在哥本哈根提出的，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实现“绿色气候基金”每年入款1000亿美元，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减排的目标，也一如既往地在元首们的发言中被提及，其中利益的分歧点不言而喻。“我们期待着发达国家在2020年之前每年都集齐1000亿美元的资金给发展中国家。他们必须以一种守信的、透明的姿态来完成他们的承诺。”印度总理穆迪表示。然而，根据此前国际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2014年，发达国家一共向发展中国家支付了640亿美元以帮助其减排。这与此前每年1000亿美元的承诺还有相当距离。不仅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还认为，1000亿美元每年的资金应该在2020年以后逐渐增加，并作为具有法律约束的条款被列入到巴黎将要达成的协定中。这在中国提交给联合国的自主减排计划中已经明确地被提出，而这之于发达国家来说，无疑也是最不情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