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内蒙古、吉林、上海、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四川8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西安、宁波、北海3市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负责人介绍，我国对于劳动争议的处理实行的是“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基本程序格局，《意见》的出台和落实，可以使当事人在解决纠纷时，有更大的选择、更实的保障、更多的公正。

近年来，一些地方工会组织切实履行协调化解劳动争议职能作用，会同法院积极探索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新模式，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有力促进了劳资关系和谐，推动法治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试点文件在总结提炼相关地方探索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就推进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加强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建设、规范律师参与、依法履行审判职能、落实特邀调解制度、完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和调解协议履行机制、加强科技应用、完善经费保障、巩固制度保障、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引导等提出14点意见，特别是对发挥工会组织职能作用，提高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调解员化解纠纷的能力和水平，完善相关配套机制措施等提出了要求。

联合印发《意见》的主要考虑是什么?有哪些突出特点?对于当事人而言，《意见》对他们解决劳动争议纠纷有何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答记者问。

问：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意见》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劳动争议是较为常见的一类纠纷，大都与劳动关系确认，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养老金追索，工伤、医疗、失业保险索赔，以及劳动者福利待遇保障等相关，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妥善处理劳动争议纠纷，维护好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努力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不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是人民法院和工会应尽的职责。

近年来，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不断推进“诉源治理”机制建设，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化解矛盾纠纷，推动形成了矛盾纠纷化解“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工会作为代表职工利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群众组织，负有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在参与化解劳动争议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一些地方工会会同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新模式，取得显著成效。如广州、佛山等地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和职工之家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协调律所派驻值班律师，为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风险预警、诉讼代理等服务，妥善化解了大量重大敏感纠纷;四川成都、广元等地积极争取党政支持，由党委政法委牵头，法院、人社、司法行政、工会、工商联、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等单位参加，建立劳动争议“一站式”联调机制，将纠纷解决端口前移，通过协商、调解有效减少了进入诉讼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总工会经过深入调研，认为通过试点，总结、提炼、推广各地实践经验，同时对有关工作进一步作出规范、提出要求，不断完善和拓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问：同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单位联合发布的文件相比，《意见》有哪些突出特点?

答：《意见》的特点着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突出“多元共治”理念。人民法院在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发现一条规律：凡是把“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精神落到实处的地方，都是社会治理机制完善、治理成效突出的地方。因此，《意见》在一开头就提出，“各级人民法院和总工会要加强工作协同，积极推动建立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部门和组织共同参与的劳动争议预防化解机制”，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制度优势，把“多元共治”的改革精神落在推进工作实处。

二是重视发挥调解作用。劳动争议具有较强的社会关系修复属性，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往往处于弱势，发生纠纷时缺乏对等谈判能力，而且许多纠纷牵涉面广、敏感度高。因此，相比于仲裁、诉讼，采用协商性强、对抗性弱、灵活度高、成本低廉的调解方式，更有利于劳动争议纠纷的实质性解决。《意见》将强化工会参与协调调解职能、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力量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就是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贯穿于劳动争议协商、仲裁、诉讼全程，最大限度发挥调解分流诉讼、缓和矛盾、解决纠纷的作用。

三是支持工会充分履职。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的核心要义，是要实现纠纷解决端口从诉讼向仲裁、协商的前移。因此，相关配套机制的完善、纠纷解决资源的配置，也要同步前移。因此，工会在建设合格调解组织、打造过硬调解员队伍、吸纳专业律师参与、完善经费保障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工作发展空间。人民法院要切实做好工作协同、技术支持、司法保障，确保工会充分履行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作用。

问：对于当事人而言，《意见》对他们解决劳动争议纠纷有何影响?

答：首先必须明确，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我国对于劳动争议的处理实行的是“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基本程序格局。即，发生劳动争议后，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当事人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提起诉讼。其中，法律规定的两类争议实行“一裁终局”;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一裁终局”裁决存在法定情形的，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裁终局”裁决被撤销的，当事人可以提起诉讼。上述程序中，劳动争议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不能不经仲裁直接起诉，因此《意见》特别强调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同时必须强调，协商、调解既是一种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更贯穿于仲裁、诉讼始终。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应当先行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正是因为调解基于自愿，才使得调解能够以灵活的方式、较少的投入、较短的时间，从实质上化解劳动争议，实现劳资“双赢”。因此，《意见》围绕做实做强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调解能力和公信力，对各项配套制度机制作出统筹安排，努力为劳动争议当事人提供更加多元、更加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让当事人既可以选择调解解决纠纷，也可以在仲裁、诉讼的过程中通过调解辅助解决纠纷。

总的来看，《意见》的出台和落实，可以使当事人在解决纠纷时，有更大的选择、更实的保障、更多的公正。

问：《意见》的印发，对于试点地区各级法院提出了哪些要求?

答：既然是“多元共治”，法院就不能作壁上观，亦当依法履职、充分尽责。概括起来，试点法院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工作协同。试点法院要会同工会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建立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部门和组织共同参与的劳动争议预防化解机制。要完善经费保障体系，争取财政支持，细化“以案定补”等各项机制。要推动完善法规规章，做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引导，完善调解协议自动履行机制，提高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社会认可度。

二是提供司法保障。试点法院要不断推进劳动争议审判专业化建设，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要落实特邀调解制度，完善名册管理，加强委派、委托调解力度，支持调解力量发展。要加强对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不断提高其调解能力。要依法办理司法确认、先予执行、支付令案件，依法惩治滥用诉权、虚假诉讼现象。

三是强化综合配套。试点法院要积极支持工会建设劳动争议在线调解平台，推动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对接，实现调解员菜单式选择和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认。要完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在特邀调解名册管理、调审平台建设和程序对接、重大风险预防化解等方面加强与工会的沟通衔接。要统筹推进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试点与“两个一站式”建设、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等，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

问：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总工会推进这项试点工作的整体规划是什么?

答：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的改革已经进入了“固本培元、多元共治、重点突破、多点开花”的新阶段。一方面，我们将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继续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定期总结评估试点工作进展情况，视情扩大试点范围、推广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待劳动争议调解力量培育成熟，专业化、信息化建设具备一定基础，各方面配套措施基本完善，我们考虑会同司法行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联等部门进一步加强联合，推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的程序衔接、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形成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