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上旬的一天，正午时分的阳光从黄色的树叶间投射下来，在地面洒下铜钱大小的光斑。在北京市西城区大井胡同道路一侧，铺路工李国强和七八个工友手里各端一只不锈钢饭盆，围在“午餐车”边等着舀菜，不锈钢大锅中的白菜正冒着热气。在餐车的另一侧码放着几个泡沫箱，为了防止馒头变冷，箱子还用塑料袋密封着。

在北京，有很多像李国强这样常年工作在一线的农民工，他们如何解决午饭问题，吃得如何?近日，《工人日报》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走访。

流动餐车，保证基本需要

“其实我们是有食堂的，只是出来施工，距离太远。”李国强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工地食堂在距施工路段7公里外的禄长街上。目前，他们的午餐是由单位食堂做好，送到施工现场来的。午饭供应馒头和一个菜，“能保证基本需要，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只是菜品太少了，通常一天白菜一天土豆，交叉替换。”

舀完菜，一手抓起俩馒头，李国强从铺路现场挪来两块砖头，以路面为桌，以砖头为凳，坐在马路边吃起午饭来。“今天的馒头不行，估计碱面放多了。”李国强边嚼边嘟囔，“不过幸好现在还不怎么冷，馒头送过来还是热乎乎的。再过一阵子，馒头送过来都是凉的。”工友王林峰在吃了几口后，去附近小店里花12元钱买了3个香酥肉饼，就着白菜一起下肚。

李国强告诉记者，工地给工人定的伙食标准为一天10元钱，早上2元，中午4元，晚上4元。但饭食寡淡无法满足工作对他们体能的需求，每到下午三四点，李国强就会感觉到饿。他坦言自己也曾想过买点肉补充体力，但“挣钱本来就不多，自己都吃了怎么养家”。他告诉记者，孩子正在读高三需要补身体，一家人都靠他打工维持生计。他每月能挣3000余元，自己花去1000元，剩下的都要寄回家去。“省着花，才能攒下来钱。”

工地食堂，吃饱就是幸福

此时，在距离大井胡同2公里开外的十字路口，建筑工李贵发和他的工友也进入了午餐时间。他们或蹲或坐，人手一个馒头大口大口地咬着。在马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黝黑的皮肤和荧光绿的工作服衬得他们格外显眼。

李贵发说自己所在的工地伙食不错，每顿菜里面都有些许肉，“做饭的师傅手艺好，菜都挺有味儿。工地的工人基本都在五六十岁上下，对于我们来说，能按时发工资，能吃饱就是幸福。”

沿着裸露在外的狭窄铁梯爬到二楼，记者见到了李贵发口中的食堂，厨师正坐在已经炒好菜的大锅旁，等着工人陆续来打饭。几十个馒头装在塑料袋里，堆放在墙角里。一颗颗圆白菜散落在地面上。屋子里并没有地方放吃饭的桌椅，杂物已把空间占据。

比起在马路牙子上吃饭的李贵发，同样在建筑工地干活的王显德就餐环境要好很多。“我们食堂空间大，大家中午在餐厅吃。”临近12点，《工人日报》记者随王显德来到他们的工地食堂，40平方米的屋内摆着一张长桌和两张圆桌，冒着热气的土豆炖南瓜已经摆上桌，旁边有一碟咸菜和辣椒酱。食堂后勤管理员张勇操着一口浓郁的东北口音介绍，这个食堂负责附近2个施工队50多人的伙食。“要让工人吃饱，不吃饱哪有力气干活。”正在收拾灶台的厨师唐丽丽告诉记者，食堂平时只炒一个大锅菜，周末会买点鱼肉，给工人改善一下伙食。“夏天还提供绿豆粥，藿香正气水等为工人消暑。”

自行解决，能省就省

相比在工地干活、有食堂提供午餐的建筑行业农民工，一些环卫工和清洁工的午餐只能自行解决。午饭时间，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上，一家面积不大的牛肉面馆人气很旺，来这里吃饭的大部分是在附近路面扫地的环卫工。来自甘肃的环卫工何铁根告诉记者，因为牛肉面馆可以免费续面，他每天中午都来光顾。“我饭量小，10元的青菜面就能饱。如果吃有肉的就贵了，至少要花16元。每天这样，一个月就白干了。” 同在东城区当环卫工的张至更加节省，每天中午都靠8元钱一张的大饼充饥。躲在街角旮旯里赶快吃完，他就继续清扫街道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农民工对于午餐的要求很朴素，能吃饱就行，偶尔能吃顿好的就感到非常满足。“午餐的好坏不但影响农民工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他们工作的质量。”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姜颖看来，城市的运行与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辛勤努力，他们外出务工的目的就是改善自身和家庭生活。如果用人单位能给农民工的午餐给予更多关注，给他们释放更多软性关怀，让他们不仅吃得饱还能吃好，这将会对企业用人和留人起到积极作用。”

北京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晶晶建议：“企业可以把‘提供午餐’纳入劳动条件，制定诸如‘一荤一素’的伙食标准。这样既便于公司统一管理，也能从一定程度上保障农民工的午餐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