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当天，英国路透社在伦敦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中国科研崛起遭遇“文化高墙”》的文章。文章的潜台词似乎就是，尽管中国科技人员的数量和发表论文的数量都已位列全球第二，但却没能把中国这个工业大国变为工业强国。不能说中国政府对科学技术不够重视，相反，似乎正是因为过度重视，才经常导致与西方在文化角度上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出现偏差。

　　中国人对“科学技术”这一术语如此偏好，以至于非要把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和文明史》翻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位曾参与中国工程院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人员曾对记者表示；“高科技绝对是中国式术语，英语的词汇是hightech。科技，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确是中国特色。数理化天地生是科学，而技术是工程，两者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到90年代中期，在中国科学院之外组建了中国工程院，也才用不同的贡献标准来作为评价科技人员是否当选‘院士’。否则，一些对国家社会有历史性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的成果，很难说在科学上有贡献，就无法当选科学院院士，比如袁隆平。”

　　而本次政治局会议的对外报道中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没有提及“产学研结合”，但提出了“推进科研院所分类改革”。虽然本轮改革的具体方案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但已然给外界释放出了可预测的方向和空间。除去卫生和环保等公益性行业的科研单位外，只有中国科学院和大学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能落入“分类改革”的范围，而在1999年，就有中国科学院的12家应用型科研机构转制为企业。

　　在科学技术部网站上，在“科技历程”介绍部分写到，到1956年，初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单位、各地方科研单位、国防科研单位五路科研大军组成的科技体系。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

　　虽然“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一个亮点，但就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政策导向来说，早已经有20年的历史。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到，“要改变过多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脱节，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况；大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中间环节，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并使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形成合理的纵深配置。”甚至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在当时就已经被提到“实行科学事业费分类管理，独立的科研单位，按其主要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划分为技术开发类型，基础研究类型，社会公益事业、技术基础、农业科学研究类型”的高度。

　　任何改革形成统一认识之前，都要经历试点和探索者的奋斗，更多时候甚至是不情愿的选择。早在1983年7月19日，国务院负责同志就作出了关于“把科研单位由事业费开支，改为有偿合同制，方向可以肯定，但要经过试点逐步进行”的重要批示。试点的目的是使科研任务与经费直接挂钩，明确科研单位的技术责任和经济责任，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病。而实质性的减拨事业费以“逼迫”科研院所面向市场的试点是从1984年开始。也就是在那一年，诞生了日后诸多声名显赫的高科技企业，其中的代表就是联想和方正。

　　不过，联想和方正在若干年后又以另一种方式证明了“产学研结合”的不可行，因为科学家和企业家因为“文化冲突”难以避免在企业方向选择上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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