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让人忧虑的“父母官”情结

彭小瑜(北京大学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有些改革举措成效显著，对社会结构有重大影响，譬如农村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包产到户实际上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未来也会有新的发展。事实上，各地已经开始将之与合作社或者类似的其他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乡村建设需要更多加强村民之间的协调与互助，根据各地多样化的社会条件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和集体的积极性，而不是一刀切。乡村社会建设是一个艰难的系统工程。如何防止偏远农村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需要深入细致的经济政治考量，是优化和深化改革的必要工作。在这方面，青年团、妇联和乡村学校在基层社会应该能够做出更多的成绩。

高效、廉洁和执政犀利的现代官僚体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我们社会尊重权威和法律的传统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一个出发点。公共权威的缺位，尤其是公共权威在基层和乡村社会末梢的疲软和力不从心，往往成为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严重障碍。社会学研究注意到，基层公权力软弱会导致两种极端的后果：一种是非主流的、甚至非法的社会组织力量会应运而生，获得社会影响，其中最坏的情况就是群体犯罪组织和所谓“黑社会”的出现。譬如西方社会的“黑手党”一般都出现在贫穷、与主流社会疏离的移民社区。另一种情况就是基层社会相当程度的放任自流，群众日常面对的困难和苦难无人过问，或者过问流于形式，冷漠成为难以治愈的社会病。

上个月在甘肃康乐县发生了“杨改兰杀死4子女”案。之后当地县、镇、村三级工作失职的责任人员被问责，被处分，说明当地政府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负责任的处理。

干部的工作当然可以做得更加细致、更多温情体贴，不过基层社会千差万别的情态实在不是靠官员们自己就可以应对的。离开了群众和群众组织的积极性，官员在那里履行职责肯定是万分困难的。面对一个真实具体的村庄，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方，县长和镇长，甚至生活在百姓身边的村长，在管理工作中需要民众和群众组织的有力支持。杨改兰的邻居们可以和应该做很多善意的事，而他们似乎没有做。村里的小学、青年团和妇联组织也可以做很多工作。如果有一个爱心满满的老师、团支书或者妇联主席，如果他们能够积极地协助当地的各级政府，那么关心和照顾一个困难家庭和问题家庭的琐碎事务，肯定能够办得更好。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父母官”情结既是一个优点，也是一种缺憾。民众对官员有很高期望，后者有很重的责任心，这些都是优良的政治文化。问题是，如果民众自己缺乏组织和治理能力，缺乏互助和互相友爱的精神和诚意，老是指望上级官员像“及时雨”一样赶来帮扶救济，那么他们压在官员肩膀上的担子就沉重得不现实了。

宁海人方克勤在明初作济宁知府，减免百姓的劳役，结果感动上天，在大旱季节下了一场大雨。济宁的民歌唱道：“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明代的另一位好官翟溥福是东莞人，曾任青阳知县。当时九华山有虎为患，翟写檄文给山神，老虎就消失了。在各朝代的正史里面，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古代民众对官员寄予厚望，把他们看作父母，甚至指望他们扮演神的角色。而现代国家的人民自己应该有更多的责任感和组织能力，能够配合政府做好基层社会的治理。

在最基层的草根社会，宗法关系在历史上曾经担当过一些起码的组织功能。在今天的乡村和基层社会，青年团、妇联和乡村学校是最现成的，也可以是最有效的群众组织，应该成为政府和各级官员的“耳目”和“四肢”，把社会关怀的温暖送到每一个百姓的家里。依赖几十里甚至数百里外的“父母官”事无巨细地关照百姓生活是不可能的。依赖民众自发的积极性来组织和管理基层社会也会有种种风险，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如此看来，让青年团、妇联和乡村学校的成员和干部在社会基层有效发挥作用，协助地方官员关心人民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是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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