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当“官方”被互联网舆论场锁定时

互联网舆论场的神奇性不断呈现，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治理者们最不熟悉的挑战之一。互联网产生于西方，但它传入中国后，其自带的舆论生成机制和动员功能都得到了新的发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可能是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差异性都很大。一件引发不满的事，当全国范围内的批评者一起参与时，就瞬间形成了轰轰烈烈的舆情。

互联网有能力放大事件，根本在于它实现了某种情绪和感受大范围的呼应。让某个具体人为某种普遍的不满买单，或者将一个群体具象化，可以在互联网上做得千变万化，也出神入化。很多情况下舆论的批评、揶揄也是一种狂欢，它们有时不仅是社会情绪的聚集，还是释放。

互联网有很强的广场效应：嘈杂、激烈。也许是因为现实中批评政府不太容易，大量网上批评针对了官员，而且那些官员常常被“上纲上线”为整个“官方”和“体制”的化身。互联网的这种能力吸引来各种力量，官方也因此越来越重视它。

表达对官方的不满情绪突然变得如此容易，这样的进化对中国来说极不寻常，整个中国舆论场也从此变得不同。

在超大社会里，一些官员和官方机构的不当表现毫无疑问数不胜数。有些在小众环境里属于一般性的问题，拿到互联网语境中，就会变得荒唐、严重。

雷洋事件是一个不该发生的、被怀疑存在违法情节的基层执法意外，它发酵成超级舆论危机后，整个警方体系的执法公正性受到质疑。南昌铁路局微信公号不久前宣传一名年轻党员新婚之夜抄写党章，触发轰动的负面舆情。近日重庆沙坪坝三峡广场的一组名为“昭君牧羊”的雕塑又引发网上关注。广场管委会负责人回应称，“王昭君生活在塞外，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事者显然代表不了“官方”的认识水平和对待问题的态度，但在互联网时代，“官方”被看成整体，而且被推到为人们的一切不如意承担最后责任的位置上。政府当然做不到迅速消除所有基层问题、以及确保在出问题时所有基层官员的态度都达到互联网要求的正确水平。但当激烈舆情一波波涌来时，这些话是说不清的。

中国引入了互联网，但没有效冲淡、乃至对冲“网上炒作”的机制。传统管理办法被仓促用于互联网管理，但互联网舆论场的“一枝独秀”地位继续强化，吸引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在炒作和管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中，前者更为灵活，不断跑赢竞赛。网民权利意识的成长也快于许多官员对职守的现代理解。

官方一直试图引导公众的注意力，但官方设置的议题常常无法与互联网的炒作话题竞争。后者具体、总是以现实戏剧性冲突为坯子，能瞬间点燃人们的焦虑和不满。

互联网上不停风来雨去，增加了人们的不确定感，会对现实社会的稳定产生潜移默化的侵蚀。客观说，治理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需要看到，网上问题是现实社会问题的折射，改善互联网舆情的很多功夫恐怕要用在网络之外。

抓基层治理应是重要切入口之一。各地的实际治理水平差距很大，改善基层官员遇到问题时的态度，比提高实际治理水平还是更容易做到些。比如雷洋事件一发生，警方如能立即妥善回应网上舆论场的关切，事态的后续发展就很可能大不一样。

官方要逐渐习惯舆论的质疑，澄清事实也要在充分承认这种权利的基础上。尽管每次都有大量社会上的泛泛情绪卷入，也会有少数反体制者试图扩大事态，但官方回应不能将极少数别有用心者作为态度的针对者，更不能简单概括为大众的“不成熟”。

任何政府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多管公众最期望政府承担的事，在公众看法不一致的领域，管理不妨慎重些，避免激进。急公众之所急，思公众之所怨，行力所能及，止法所不许，舆论一定会有所感知。互联网的舆论风头说不定就会逐渐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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