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公安执法规范化，重在补短板

伴随一些影响性个案，公安执法规范化成了舆论持续热议的话题。5月20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重要议题之一就有“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会议指出，要增强执法主体依法履职能力，树立执法为民理念，严格执法监督，解决执法突出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

次日，公安部召开党委会议，部长郭声琨强调，“以更加扎实有效的措施，大力推进、全面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切实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落实到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

公安执法规范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为什么十余年来反复强调，到今天仍然是个问题?要说十余年来的建设毫无成效，肯定不是事实，关键就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现代管理学上有个著名的“木桶原理”，它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如果将公安执法规范化视为一个大木桶，越权执法、粗暴执法、野蛮执法、偏袒执法等等就是这个木桶的短板。

很明显，决定公安执法规范化成效的，不是开了多少会议，制定了多少规章，下发了多少文件，或涌现了多少公安英模，而是有没有尽最大可能遏制不规范执法的发生。一万个警察在一线严格规范执法，也架不住一个警察把某位公民的屁股打开了花。要进一步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就必须着重补“短板”。

从实践看，公安执法规范化的“短板”，首先是执法主体不规范。多少宗轰动全国的警民冲突事件，被推上前台的都是辅警、协警、治安员等“临时工”，这一怪现状本就是执法不规范的表现。

执法依据不规范，也是一块“短板”。执法执法，执的是“法”。这里的“法”，首先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而流传甚广的潜规则却是“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笔头(批示)，笔头不如口头(命令)”。执法依据的冲突，已经成为激化警民矛盾、导致纠纷升级的重要因素。规范公安执法依据，就是要在执法过程中树立起“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

执法程序不规范，是另一块“短板”。中国的法制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源远流长。“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实用主义思想至今仍有很广阔的市场，包括在警务人员中。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公安执法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执法程序的规范化——每一个执法行为、每一个执法环节、每一个执法措施，都应有固定的运行轨道。如此，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被诟病已久的老大难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当然，还有一块最重要的“短板”需要补齐，那就是“责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不护短”说来容易，要取信于民，还得看个案的处理情况。也只有责任真正到位了，公安执法规范化才能说真正到位了。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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