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鼓励器官捐献，立法可以更有作为

2016中国国际器官捐献移植论坛上传出消息，中国自2010年实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试点以来，公民自愿捐献器官者6年间增长120倍。仅去年一年，公民捐献人数已达2766例，大器官捐献数达7758个，包括亲体捐献在内的移植手术量达10057例，自愿捐献器官数量已跃居亚洲第一，成为世界上建立自愿捐献体系发展最快的国家。

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堪称生命延续工程，不仅关系受移植者的生命健康，而且关系捐献者的权利尊严，理当受到国家的提倡并纳入完备的法治轨道。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器官移植依赖死囚提供，既有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也影响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积极性。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实现了从依赖司法渠道到公民自愿捐献的顺利转型。

我国人口基数大，决定了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的空间也很大。在看到公民自愿捐献数量不断上升的同时，也要看到增长的“供应量”与潜在的“需求量”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据统计，我国每年仍有约30万患者因器官功能衰竭等待着器官移植，而超历史纪录的2015年器官移植手术也仅为一万余例。这种巨大差距表明，人体捐献器官依然是救命的稀缺品，这很容易滋生非法交易的“黑市”，产生移植医疗服务的灰色地带，甚至出现人体器官买卖等犯罪现象。

为器官移植立法，将“二次生命”延续在法治轨道上，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2007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标志着我国人体器官移植开始走向法制化;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器官买卖罪，以强化对这方面犯罪的刑法打击力度;2013年卫计委下发《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以确保器官的科学、公平分配。从整体上看，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基本告别无法可依，但立法仍然存在层次低、权威性弱、规定零散、激励功能不够等问题，需要在国家层面出台《人体器官移植法》，为规范和调整器官移植领域各方法律关系提供更权威、更全面、更充分的法律保障。

法律不仅具有惩戒的功能，更具有行为激励功能。在公民自愿捐献的时代背景下，立法除了以更严格的责任设计整治器官移植市场秩序，更需要鼓励和倡导公民加入自愿捐献的行列。例如，可考虑规定一定的器官捐献提醒程序，在特定情况下征求捐赠者的捐赠意向;可设定严格的遗体处理程序和责任条款，确保捐赠后的遗体尊严不受侵犯，排除人们的一些顾虑和担忧;甚至还可考虑规定对捐献者身后的困难家庭给予抚恤和救助，为捐献者建立纪念墓地等。通过激励性、保障性立法，鼓励更多的人加入“传递生命”的善举中来。

本报特约评论员兵临

相关内容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