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杜润生历经中共高层关于农改“难以消除的分歧”

　　微信公号“侠客岛”10月9日消息，昨天(10月9日)，“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去世。很多年轻人对这位102岁老者的印象早已模糊，如果听闻，也多是觉得“神一样的存在”。因为在杜老叱咤风云的时候，不少人还穿着开裆裤满地跑呢。不过模糊归模糊，今天的朋友圈还是有不少人发帖怀念杜老。岛叔想，虽然很多人对杜老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有限的概念，但无疑我们在为一位世纪老人送行，也在怀念那个年代的改革激情和真诚。

　　1979年初，66岁的杜润生来到新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报到。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归国务院领导，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农口部门的工作。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王任重由华国锋提议，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第一任主任，接替“大寨精神掌门人”陈永贵分管农业。杜润生是当时3个副主任之一。

　　坚守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副总理陈永贵下台，是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一大标志。杜润生是“包产到户”的坚定倡导者，而他的上司王任重却一直坚持集体经济的主张。

　　在杜润生的自述中，他这样描述王任重：“王任重这个人聪明干练，好读书，对新事物敏感，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工作能抓住要点。在许多问题上他是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在农村问题的许多方面，我们有共同语言，相处和谐。但对包产到户，却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

　　其实，那时对于“包产到户”，不光是王任重，华国锋、李先念等决策层都不赞同或者表态含糊。文革结束后，中央出台措施，让农民修养生息，减免贫困地区税收，搞水利建设，加大农业投资等等，但就是不触及改革人民公社体制的问题。所以，当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为什么?还要不要社会主义?这是路线问题，是要犯政治错误的。当然，在当时很多人的严重，小农经济分散弱小，只有集体经济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如果包产到户，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就一夜退回解放前了吗?

　　这是心结。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责任制问题。七省是广东、湖南、四川、安徽、江苏、河北、吉林。这几个省的领导有赞成包产到户的，也有反对的，更有观望的。而三个县则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进行过改革。

　　从会议成员的安排看，王任重是想听取不同方面的意见。但就在这开会期间，发生了一起“张浩事件”。

　　张浩是甘肃干部，他到河南出差期间，在洛阳地区看到包产到户的情况，觉得背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就给《人民日报》写信。当时华国锋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边上批示，批评农村出现的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认为影响了集体经济。刚好这个时候，《人民日报》送了一份农村问题的社论交给王任重审阅，王任重就根据华国锋的批示精神，批示道：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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