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赶农民上楼”荒唐在何处

　　一、“撤村并居”初衷很好，但在“大跃进”式的发展中变了味

　　从1979年至今，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国从1981年20%的城镇化率，到2012年的53%，仅用了30年的时间;而同样的城市化进程，英国用了100年，美国用了60年。如此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得益于农村人口的进城潮。

　　一方面，相较农村，乡镇和大城市有着足够大的吸引力，农民进城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而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耕地使用效率提高，粮食也实现连年增产。正是这种“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大多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而这一人口流动进一步使得农村丧失了吸引力。

　　然而，在农村人口流出的过程中，农村的宅基地却没有相应的退出机制。农民进城，发展不错的有能力在城镇安家落户，从此不回乡生活，但农村的房子还搁在老地方，无人问津。久而久之，空心化的农村出现大量的闲置房屋。

　　针对这种情况，大约2001年前后，苏州、无锡等苏南地区富裕乡镇的基层政府，尝试撤并人口数目较少的自然村，集中到人口大村，或者集中建设公寓型农民小区。这种居民向社区集中的做法，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这一行动，可以说是地方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务实举措。

　　有成功的地方经验，加之国家政策的鼓励支持，近几年，在各地政府推动下，“撤村并居”进入鼎盛期。但在各地执行中，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甚至非常严重。

　　其一，地方政府主导，忽视农民意愿。各个地区，不论是宅基地拆迁补偿水平，还是集中居住标准，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说了算。因而，不乏出现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农民土地而强行推行“撤村并居”的例子。

　　其二，实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村庄整治及建设新型农村社区需要庞大的资金，很多地方出现集中居住的农民要自己掏钱买房的情况。比如这次的山东平邑强拆事件中，拆迁补偿标准为宅基地按每平方米60元补助，而安置房的均价却是1100元/平方米。另一方面，尽管住上高楼社区，生活方便了，但却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还要多交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

　　其三，好房子也拆，造成资源浪费。很多地区推行大规模、运动式整村拆迁，但被拆迁的农民住房，有相当部分是质量较好的房屋，而且有些房屋是农民花费多年积蓄才盖出来的新房子。这种拆迁，显然是种资源浪费。

　　最初苏南地区的“撤村并居”之所以是个好政策，是因为苏南地区当时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撤村并居”是一个满足多方意愿的有益尝试。而后来效仿者，只模仿了形式，却忽视了经济背景、农民意愿等客观条件，所以造成诸多问题。

　　二、“赶农民上楼”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想“拿地换钱”

　　“撤村并居”，拆掉原先的宅基地，是为了在农村当地开发房地产项目吗?显然不是，在农村开发房地产项目并没有什么收益。实际上，地方政府是为了通过“撤村并居”，增加城镇建设开发用地指标。

　　地产杂志《博弈土地指标》一文中提到，“据一份研究报告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省市的土地指标缺口至少在一半以上，部分地方甚至更高。以河南省为例，2011年河南工业化、城镇化需要60万亩建设用地，但是实际获批的土地指标只有20万至25万亩，用地缺口接近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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