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冲突的户籍信息背后是政令中梗阻

　　更换港澳通行证原本是小事一桩，可广州户籍，出生在重庆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5前的人们都会遭遇办证难题。家住广州天河路的曾先生(化名)遭遇了出生在重庆还是四川的难题，如果选择出生地重庆，曾先生的资料与办证中心系统中的资料有冲突，他要回户籍地办证中心，重新修改户籍资料才能办理通行证。无奈之下，曾先生只好把通行证出生地改为四川省，这才顺利换证。(8月23日《广州日报》)

　　出生地，是一个无法忘却也无法修改的身份记忆。可行政区划的变更，不可避免会导致一个人出生地、户籍信息等发生变化。重庆曾经三度直辖，不仅部分50后出生的，最早一次直辖(1930年代之前)前出生的也还有部分健在。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他们的出生地于当时而言，确确实实是四川省。当初的事实，后来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如果相关机构不及时作出调整，就会致使公民办理相关证件时遇到麻烦。

　　我们可以批评广州的出入境民警刻板不知道变通，甚至可以说他们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但规矩摆在那里，每个国家的出入境管理都有其规定，这不是某个基层的办事机构及办事职员可以决定和改变的。换句话说，批评基层职员不解决问题。相反，如果不是基层民警建议曾先生将错就错将把“四川省”当出生地，曾先生更换港澳通行证的程序会更麻烦。

　　同时，不得不说的是，重庆恢复直辖市已经足足18年，如此长的时间，公安系统的户籍信息居然还没有纠正这个问题，这种效率确确实实反映出政令中梗阻之严重。省级行政单位的变更，是由全国人大投票决定的，这就相当于立法，是最高权力机关作出的决定­—是最高级别的政令之一。既然投票决定恢复重庆直辖市，那么相关的配套工作，包括公安、民政系统的户籍信息变更就该尽早完成。

　　政令难处中南海，国家法规、政策从出台到落实，要花很长时间，甚至落地后依旧被打折扣的现象，我们见得很多。如果说是几十年前的非信息化时代，户籍信息变更效率较低还勉强可以理解，放到今天，信息技术已经很发达，公安部门的户籍信息居然没有修改完善，这怎么也说不过去。事实上，哪怕是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18年，也足以将一项国家最高机关作出的决定传播到最基层办事机构。恰恰，在前信息化时代，只需要一纸政令，不会有计算机程序的呆板，只要办事人员不故意刁难，四川省还是重庆市不会成为问题。

　　而在现代社会，如果相应的联网工作没有修改，计算机程序会刻板认为修改之前的才是对的。对于公安部门而言，人口、户籍管理早已实现数据化联网，甚至我们经常看到，正是因为我国户籍信息的各种联网，有效地精确抓捕到犯罪嫌疑人，对打击犯罪贡献很大。可为什么，这样一套看似早已高科技化的联网信息，居然长达18年没有修改“四川省重庆市”这个错误?这无非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机程序修改，也不至于要耗费很大成本。何况即便成本再高，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既然做出了决定，就要执行，毫无疑问人大在审批年度预算时，也有经费上的保障和考虑。

　　不得不说，这就是公安户籍管理在日常工作中的渎职和懒政。正是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办好了、考虑周到了，也没有多余好处的思维，导致了部分中梗阻现象发生。搜索新闻发现，18年来，四川重庆户籍信息冲突打架的情况时有发生，难道非要公众来来回回跑，多花钱和时间才满意吗?政令中梗阻的问题实在太多，一项一项去发现和解决又何时是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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