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黄兴国一句“我有责任”带来几多安慰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最新记者会上，天津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表示，作为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次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明确态度是在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第八天做出的，它或许比舆论期待的来得晚，但还是博取了理解，带来了安慰。

　　这被广泛看成是一种担当，这样的沉痛自责化解了舆论中的相当一部分情绪。此外，公众对瑞海公司身后黑幕的质疑受到官方的认真回应，调查在紧锣密鼓展开，这带给了舆论另一部分踏实。围绕环境污染不断出现传言，新的耸动说法是现场测出神经性毒气，但很快被可信的回应否定了。政府遏制污染扩散的能力逐渐得到公众信任。

　　充满情绪的舆论似乎来到了拐点，真相、责任、环境安全这几大最尖锐的问题像是都有了些着落。有人说，如果天津市在“第一时间”就公布对瑞海公司的严厉态度，如果在事发第二天就有高官表达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之后的舆论面貌就是另一个样子。然而这种假设并非天津独有的遗憾，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大部分重大责任事故，反复上演了天津刚刚经历的舆情曲折。

　　天津这次重大事故的确非常复杂，七类危化品同时起火爆炸所制造的技术性难度或许在事故史上是创纪录性的。而天津市和交通部对天津港的交叉责任又带来救援协调的天然困难，再加上瑞海公司违规储存危化品所造成的信息混乱，天津市官员在事故之初很多事情搞不清楚，应是个无奈的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对前些天信息混乱是有思想准备的，对官员很多问题无法准确回答，也并非毫不理解。部分记者在提问时就知道，自己在寻求此时此刻不可能有的答案。

　　准确说，记者与官员在事故之初的问答有相当一部分并非真的问答，而是公众与官方的情感交流。出了如此震撼的事，人们首先要的是官方的态度。大家想看到主管官员们勇于担当的样子，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战胜复杂挑战的信心。别怕，有我们在呢，每个人焦虑的时候都最希望听到这样的声音。

　　在大难之初责任尚难分清时勇于承担责任，当肇事者背景不明时把对其开展调查的法治依据庄严地向社会重申，以最坦诚的态度与记者沟通，对舆论监督公开表达欢迎，那样的话，多严重的危机在舆论上都不难应对。官方会受到信任，质疑成堆会转化为众志成城。

　　应当看到，官方这方面总的来说在进步，天津市在这8天里有了改进，这也是全国范围情形的缩影。如果全国各地都能从一个具体的例子中深得启发，那么这次舆情的曲折就有了额外意义。

　　国家应当鼓励官员勇于担当，支持他们在责任模糊的地带和时刻挺身而出。天津事件中我们看到一些部门对择清责任的锱铢必较，他们的申辩也许有其道理，但那种样子就像一名军人在大战来临时不是宣读请战书，而是念自己的病假条。

　　国家和公众都不应让勇于承担责任者吃亏，而应在每一起重大事故后，把追责的第一轮板子打向那些想方设法抹掉自己责任的老油条。因此舆论应当避免对主动公开担责的人穷追猛打，对官方来说，公开担责也不应是官员责任自然坐实的凭证。相反，这样的表现应成为官员责任的减轻情节。总之，我们应做出制度性保障，不让敢于担当者到头来纷纷成为众人口中的“二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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