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以中国经验和理念办好亚投行

近来，随着各大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涌入亚投行，有人说是“亚运会成了奥运会”，强调中国面对的压力;有人说是“一桌饭菜来了两桌客人”，强调我方准备不足。总之，外界都在关注中国如何对群英荟萃的亚投行坚持主导权。

亚投行的主导权不是美国式霸权，而是中国式平等互利的核心价值，真正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顺应时代与地区合作发展潮流，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各国涌入都是表达对这个核心价值的认同与支持。具体规则的设计、区域份额的划分等，都应该围绕这一点展开。只要实现这一核心价值，中国就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坚持了主导权。这不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矫情，而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的境界。

实际上，亚投行的运作需要中国的经验和理念主导。首先，亚投行需要中国式的实践经验。亚洲多数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但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低，加上一些国家在政治、合同上的风险，使资金瓶颈成为众所周知的难题。亚投行开张在即，最重要的是具备面对这些地区融投资、运营的经验与能力。中国在30多年的发展中，正是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长周期高速成长。在中国有无数种“要致富先修路”的经验版本：北上广的大都会模式、经济特区及开发区的先行试验模式、振兴东北老工业区模式、西部大开发模式等等。

使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的所谓风险及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本是基本国情。中国从贫穷中起步，面对的风险、问题复杂多样，简直等同于亚洲各发展中国家难题之总和。中国式发展经验可能不是最好、最精致的，但却是最艰难、最具开创性、最符合大多数亚洲国家现实要求的。因此，中国式发展以及投资的经验，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也是亚投行的成功之本。

其次，亚投行需要中国式的高度财政管控能力。由于亚投行面对的大都是周期长、投资大、且带有公共事业特征的投资，因此必然要求主导者具有高度的财政管控能力与动员能力。被国际诟病的“大政府”特色，一直也是中国自我改革的主要对象之一。中国式“大政府”虽有弊端，但它确实具有强大的财政管控能力与动员能力，便于应对危机、灾害等特殊事态。这是中国有能力主导亚投行的体制要因。当年在中国很穷的时候，只要中国政府下定决心做的事业，都可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包括援外及国防建设等。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各发达大国才会看好中国倡议的亚投行。

再次，亚投行需要中国式“结伴不结盟”的平等理念。国际社会过去盛行的经济政治“结盟”，大都是不平等的“父子关系”。亚投行本来以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援(南南合作)为主，近日发达国家相继涌入，但也绝不是复制过去模式，而是要创新一种平等互利的新格局。因为亚洲的整体发展，对于中国维护周边关系的大局，打造适合共同发展与自身生存的国际价值链，延续战略机遇期，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以和平发展时代最大受益者的全新姿态，倡导包容、开放、团结、合作、发展等价值观，积极化解以往的零和与对立，在国家关系上倡导并实践“结伴不结盟”方针，在经济合作领域更是如此。中国倡议设立亚投行，主张“有容乃大”，尤其注意与现有机制兼容并蓄，努力建设全新的互补性多元金融格局。发达国家涌入亚投行，使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有机交融，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又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沟通的桥梁。通过亚投行等一系列多边机制的实践，中国作为和平发展大国的形象将深入人心。这可能是我们在亚投行实践中的最大收获。(作者是日本道纪忠华智库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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