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为什么选择离开北京？

来北京招聘毕业生的周洪，察觉到情况在发生变化：3年前，他们单位举办一场招聘会只能收到十来份简历，等到录用阶段可能全部“玩儿消失”；而今年，一场招聘会就收到七八十份简历，最终十来人参加面试。

在中国人民大学招聘会上，这家青岛企业的经历是北京毕业生流向的缩影。周洪认为，2010年以后，一些毕业生逐渐不再一味追求留京工作，更多地将眼光移向二三线城市。

他的判断没有错。北京大学2012年曾公布数据，当年北大约七成本科生、四成研究生选择京外就业。清华大学今年则披露，清华毕业生京外就业率连续3年突破50%。

中国两家顶尖学府的毕业生流向背后，是北京这座特大城市日益扩张的发展规模和生存成本。更引人注意的是，城市管理者试图通过减少毕业生留京户籍以调控城市发展的意图，愈发明显。

为什么离开，为什么留下，哪里能提供承载梦想的平台？在北京这个最易引起“梦想与现实”之类思考的特大城市中，答案不断出现。

户口争夺战

陆娟已经是第二次迎来毕业季。2008年本科毕业，她选择参加工作。工作几年后，她辞职读研，今年毕业。

“本科毕业那会儿，想着在北京闯荡一番，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也不是很在意户口。”陆娟形容当时的自己。

然而，经历两年社会历练的陆娟，如今想法发生改变，“现在找工作主要考虑户口，其次才是兴趣，长大了需要稳定”。

在陆娟看来，户口是衡量稳定的因素之一。在户口与购房、购车、子女入学挂钩的北京，有了户口，发展无疑更加从容。“但超龄落户、户口指标压缩的政策调整都被我撞上了，个人计划赶不上环境的变化。也不知道接下来的两个月会怎样，到底能不能留下来。”陆娟说。

这不是一个人的担心。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北京多所高校调研发现，不少毕业生择业首选城市是北京，但是离京也是备选项；而在多种客观因素影响下，户口成为很多毕业生留京的重要因素。

对于北京大学毕业生周昊来说，如果拿不到户口，他就可能考虑去其他城市。周昊今年博士毕业，这个来自山东的年轻人刚与一家著名的航天科技研究机构签完三方协议，单位承诺入职即解决户口问题。

“相比于之前在学校的科研，实践操作更能吸引我，我的性格也更适合做应用层面的事，我希望能做出实实在在的产品。”留京是周昊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他所学的专业适合在航天系统工作，北京集中的研究优势多，机会也较多。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陆杰华认为，毕业生如果留京工作，是历练也是一种考验，“我觉得户口还是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包括对就业、孩子的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不少毕业生主动从这场户口争夺战中退出。2004年，李峰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一家建筑类国企实习，并顺利留下。“刚出校门那会儿，就一心想坚持留在北京，还做了10年的发展规划。好不容易考到北京了，怎么能轻易回去？”

在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其光看来，留京与否与众多因素的排序有关。毕业生择业会综合考虑发展机会、事业平台、企业氛围、薪酬待遇、生活环境及家庭各种因素，“每个人对这些因素的排序也不一样”。

留在国企的李峰主动申请跑工程项目，每周住在工地，跟着师傅学习本不需要掌握的技术知识。“我觉得在工地的那段时间是最幸福的，所有的动力都来自于刚出校门对未来的憧憬。”李峰说，“每天起得很早，干劲儿也大。民工们没来工地之前，就在场地等着他们。”

2006年，李峰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他的工资从800元涨到近8000元。也在那年，建筑行业的一家私企老板看中了李峰，以双倍的工资将李峰“挖”过去，“我其实想在国企扎根，但国企解决北京户口的条件是工作10年，还要达到项目经理的位置。”

“想争取拿高工资，要不要北京户口无所谓。”他说。

离京不是逃离，只是自由的选择

2007年元旦刚过，李峰开始了在私企的新工作。在这里，他干了5年。

李峰利用自己的特长，帮助这个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公司建立起较为规范的管理制度。丰厚的年终奖让李峰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但另一方面，他经历了许多人事关系的磨合，他笑着形容是“勾心斗角”。

私企的工作没有想象中的轻松，建立管理制度，规范公司运作的第一年，李峰“几乎每天都要熬夜。”李峰回忆那个时候，“目的只为了挣钱，再没有刚毕业时的单纯了。”

当走出校门之后，发现生活不再处于“摩擦力为0”的状态时，有的人则寻觅另一种生活。

2009年，来自湖北的张静刚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进入一家行业杂志从事文字工作。“刚毕业的时候，我熟悉的几个女同学都留在北京，我也就随大流，海量投简历后，在北京找了份工作。”张静回忆道，“还和同学合租，晚上回来聊天说笑，周末出去逛街吃饭，感觉和在大学里差别不大，活得也很自在。”

但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以后，张静心里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工作第二年，漂泊感就变得很强烈。”张静说，那时会开始考虑结婚、买房、生子等一系列的问题。

张静的父母也强烈要求女儿回家。“家里人也觉得自己的工作不稳定，也怕我在北京变成大龄剩女。”父母希望张静回家找个轻松工作，早点把生活也安顿下来。“在北京的亲戚跟我说，你要在这种城市活得比较滋润，每个月的工资就要买得起1平方米房子。”张静当时还是个月光族。

毕业两年后，张静还是单身。“感觉人的流动性很大，参加工作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不深刻，也缺少信任。关于对方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我都没法深入了解。想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

在北京工作两年半以后，张静通过考公务员回到家乡，成为当地检察院综合部门的工作人员。“白天也很忙碌，只是生活会更有规律。”张静这样形容现在的生活。

从事法律工作之前，张静没有发现自己对司法“特有兴趣”。目前，她正在准备司法考试，想转到司法一线工作。“再让我去做别的事，我就没这么感兴趣了。”电话里，张静笑着告诉记者。

“从北京回来安顿好的时候，忽然就有了强烈的归属感。”虽然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强烈，但张静认为是“因为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回家一年后，张静就成家了，她说，“对象是看着他长大的一位阿姨给介绍的，我就觉得这比较可靠，不像在北京，媒人觉得两人年龄相差无几，就随便过来牵线”。

“不想离开北京的朋友，心里还想干点别的事，还存有奋斗的激情。”张静离开了北京，但还有不少人不想回家。

从事人力资源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海波表示，个人发展的高度肯定受环境的制约，不过，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反而在二三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在城镇化中的潜力非常强大，很多城市可能会模仿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的发展思路，所以，当他们回到当地，应该是超前者的角色。

“发展要从动态来看。从一线回到二线，也许对有的人来说是一个缓冲，他会在当地的城市更有成就感，更有信心创造生活，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某些想法。”于海波说。

张其光则表示，学校尊重学生的个人选择，也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原因和特点作出合适的选择，“学生作出多样选择也是经济发展的体现。这说明地区差异在变小，各地发展机会也更加均衡。择业选择的多样化和均衡化，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正在发生的生活变故

生活的意外，同样左右着毕业生的选择。

“2009年，是我到北京的第8年，也没想过那之后会离开北京。”来自新疆的明新现在定居成都。去年，明新刚大病一场，正犯腿病，现在他还无法适应四川潮湿的气候。

“2010年，我把妻子接到北京，希望她能习惯北京。但两年之后，我发现她一直没有很好地融入。”明新说，“何况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已经不是10年前的行情了。”明新觉得自己最失策的事就是刚到北京时，没考虑攒钱买房。

陆杰华教授也回忆：“十几年前，尽管北京的房价也不便宜，但很多人通过自己的奋斗都买得起。现在，我觉得在北京安居乐业是真难。”

“不是说无恒产无恒心吗？成都这边房价较低，结婚后也要考虑到妻子的感受。”明新坦言，“离开是很纠结的。十多年前，离开新疆到北京，是一次连根拔起；到北京从头开始，认识新的朋友，适应新的生活，又过去一个十年。”

明新一直认为北京太大，找不到融入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但他也坦承，“最后真要把你拔起来的时候，你发现根须已经扎在这片土地上了”。

在北京的这些年，明新只一次差点折回新疆老家。“我母亲明确跟我说过，希望我以后有了房子，能和我生活两年。可是还没来得及和我一起，她就过世了。”明新说，“之后，我就要求我爸和我一起住，他就问我能不能别上班。”明新的父亲当时生活不能自理，精神上也很失落。

明新准备辞职回老家。可是，没多久，“父亲就在睡梦中走了”。

“现在想想，如果他们那么需要我在身边，我是不是应该早点回去或把他们接到身边来？”明新感到遗憾，“但来北京也是心之所向。”明新总结自己在北京的经历，“把这些经历叠在一起，就像过了几生几世”。

带着“几生几世”的经历，2012年，明新离开北京，带着妻子回到她的家乡成都，“安稳下来”。

2012年，对李峰来说，也一样刻骨铭心。那一年，李峰离开公司，想自谋出路。和朋友合伙做项目投资，将几乎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了，却遭遇了一场骗局。

被骗以后，李峰把自己关在家里，20天没出门。

后来，李峰无意中了解到花卉市场收益可观，又实在想找个清静之地，于是，他租下4间花棚，开始养花，“也开始想想毕业十年来，当初的规划与如今的结果。”

开始养花的半年，由于没有掌握种花的关键技巧，连续两季都失败了。后来，在同学的帮助下，又过了一季，花终于开好了，他“又多了门手艺”。

今年元月，李峰租下家附近大型商超一楼的门面，尝试卖花。花店面积不大，以多肉植物的零卖为主。记者采访的两个多小时内，与李峰的谈话大概每十分钟就会被顾客的问价打断。

二三线城市开始思考如何留住人才

在张其光看来，清华大学留京毕业生人数整体减少，连续3年京外就业率突破50%并非易事，学校进行了很多职业辅导。

“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不可能是很孤立的维度，这是一件综合的事情。”张其光说，交流活动很多都是到北京之外的地方，也有很多外地同学参加，“能让我们的学生更了解北京之外的城市。”

于海波表示，大学生就业的过程是个人发展和城市发展不断相互寻找的过程。从单位来说，也要不断调整自己管理模式，并要适应新时代大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人才；从城市的发展来说，发展规划、水平和阶段也是吸引、接纳或排斥某些人才的过程。

安徽一家药业有限公司今年第一次来北京招人。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场招聘会上，他们的展位很热闹。该公司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史宁介绍，很多应聘者看中的，是他们开出的分红和股份。

“我们给出的条件，是开分公司可以成为合伙人，可以参与分红，做到总监及以上，是可以拿到股份的。”史宁说，招聘当天，他们收到了30多份简历，而他们一共准备招5个人。

从青岛前来招聘的周洪则打起环境牌：“工资水平上，北京和青岛也就差1000多元，但是压力会差很多，青岛的工资水平正在逐年提升。青岛的空气质量比北京要好得多。”

二三线城市的吸引力，也正实实在在地显示出来。近几年，内蒙古大学从北京招的人越来越多。

内蒙古大学人事处工作人员丛晖说，二三线城市给予人才的优厚待遇和晋升空间，越来越被一些人看到。“大城市人才济济，在北京可能就是一名普通的教师，但是来到我们这里，可能就可以迅速成长为一名学科带头人，他的成绩也更容易被人看到，还有一些人抱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想法来的。”

毕业生孙林也是这种就业模式下的受益者。一年前，他硕士研究生毕业，没有选择在北京打拼，而是去了西藏阿里工作。“在北京不就是因为机会多吗？去其他地方不代表就没有机会啊，说不定会发展得更好，那时候再回北京，岂不更好？”孙林将这称为“迂回策略”。

一年过去了，孙林的工作表现和成绩，得到了当地领导的肯定，由于工作需要，2015年，中共阿里地委组织部决定，增加来京引进人才的指标，还打出了“紧缺专业人才”的招聘启事。

“阿里地区人才层次比较低，结构不平衡，到我们那里工作的，大部分是本科生和大专生，研究生很少，北京这边人才层次比较高，我们想通过来北京招聘，改善我们的人才结构，招一些紧缺的专业人才过去，支援我们的发展。”中共阿里地委组织部负责招聘的旦增说，“我们现在是一边引进人才，一边尽快完善我们的用人制度，下一步思考怎么留得住人才。”

离京“北漂”忆北京——

在这个城市既欢乐又忧愁

已经回到湖北老家当公务员的张静，不管对那段北漂经历还是对如今的老家生活，都持“拥抱”的姿态。

“当时就想出去走走，填志愿的时候，拿着招生目录随便翻了翻，就定了北京的高校。”张静回忆还是学生时候的自己，“对北京会很好奇，觉得美好的生活就要展开。”

因为这份雄心壮志，2009年毕业的张静“没想过回去”，找了份工作，还和大学的4个朋友住在一起。“5个人，两室一厅的房子，2800元一个月。”张静说，“把客厅改成房间就挤得下啦。”

“因为都是同学，我觉得住在一起热闹。”房子虽小，留在记忆里的却不是拥挤。每到周末，“在北京其他地方工作的同学都会去我们那儿看电视，每次客厅都坐满了人。因为大家都是同学，说话不用像在群租房里那么拘束。”

同样在北京，同样刚毕业，刘军最开始的北漂生活却“辛苦”很多。

来自山西阳泉的刘军2007年从北京一所专科学校毕业，专业是当时很热门的数控技术。“如果不是为了等女朋友，我也许就离开北京了。”当年的女友，也是现在的妻子，比刘军低一届。

刘军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杂货店，还请了一个阿姨帮忙照看。在开店的同时，他还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当时考虑自己以后可能要自己做网购，所以就先在电脑公司工作，顺便学点电脑技术。开杂货店只是赚点生活费”。

“那时候，白天到公司正常上班，晚上回杂货店接着上班，双休的时候也守在店里，吃饭都是叫外卖，随便对付。”刘军告诉记者，“是辛苦，压力也有。因为开杂货店的3万元本钱是父母给的，我总不能拿这钱打水漂。而且已经毕业了，怎么可能还找家里伸手要钱呢？要自己赚钱了！”

一年后，女友毕业了，杂货店也没有亏本，“转掉店面，还剩下4万元”。

带着这点本钱，又找亲戚借了点钱，毕业一年的刘军和女友又开始做电视购物，后来又顺势转入互联网电子商务。“2009年的下半年开始正式做电商，主要销售家居用品。”刘军介绍。

进入电商的第一个月给刘军印象深刻，“那个月，我基本上有20多天都是在火车上过的。跑市场、看样品、谈合作、了解情况，因为刚开始做，又怕被骗，所以都是自己亲自跑去看，才觉得靠谱”。

毕业后第三年，刘军不仅没有像父母说的那样“给你三万元，玩完了回来找个安定工作”，还带着妻子开始进军电子商务，“抱着做生意的心态，留在北京打拼”。

刘军评价自己是很理性的人，“到了一个年龄，就做适合那个年龄的事。该干什么就去干，有些东西，我会很早就考虑”。

同样，北漂两年后的张静，虽然觉得“青春还有挥霍的余地”，但却开始思考工作的意义。

“你会担心如果这份工作一直做下去，是不是有意义。每个人留在北京都有自己的考虑，那我留在这个地方，有什么考虑？”张静反思，“我做的是文字工作，这个职业并不是离开北京就没有生存的土壤。”

张静告诉记者，自己想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留在北京的理由。“当时有认识的广告专业同学规划很明确，她说自己会奋斗到35岁，再离开北京，回家乡办个小公司。物质基础和技术经验都有了，地方城市的产业需求过几年也起来了。”张静说，“对比一下别人，自己有点慌张。”

张静就开始“偷偷”准备公务员考试，张静一直等到应考的部门说可以去上班了，才办理北京单位的离职手续，“连同事都觉得好突然”。

张静形容自己离开北京的时候，又轻松又感叹。“快走的时候，也和当初留在北京一样，雄心满怀的，因为又要接受一种新生活，没有很多心理负担。”

但离开的那天，张静却和朋友发了很长的短信，讲了一路关于“主客颠倒”的感触。“以前放假回家，觉得还要马上回京的，回家反而变成了一种偶然，但那次离开，就觉得要和它斩断了似的，觉得一切都没什么关系了。”张静说，“但你最美好的时光却留在了这个城市。这里有朝夕相处7年的朋友，他们曾是你生活的重心。”

王云2008年从北京一所高校毕业，一直在外面游历似地体验生活，在北京和天津工作一年，又在成都工作三年，最后回到家乡青海，成为西宁市的公务员。

王云毕业时的想法就是“不回家，但也不准备在北京待太久”，而想“去外面多转转，了解不同的风土人情”。

在北京读完书，又在北京参加工作，“有很多关系好的朋友，如果说离开这里最舍不得什么，就是他们。”王云说，“但挣钱是为了生活变得更有意思，而在北京，我找不到那种惬意。”

在外面奔波10年左右，王云“想回家了，家里有亲人，朋友再多也比不上亲人”。和张静一样，王云开始考公务员，没有告诉原单位，只是不停地请长假，直到面试通过。

现在，张静和王云都在家乡当公务员，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双休的时候终于不用为“去哪个人少的地方，坐哪一趟人少的车出行”而烦恼，也再不会出现“一年只能看到父母一两次”的状况。

张静告诉记者：“在这样的体制下，工作必须要一步一步走，每次上升都有一定的时间点，而不可能是坐火箭。公务员的工作是慢慢成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积累经验。”张静对这个过程的评价是，“很累，但会有一种安定感，小城市有它自己的便利和生活态度。”

张静喜欢观察周边人的生活，她说能感觉到这些人“心里的快乐”，给自己也带来积极的心灵感应。“也不后悔曾经的北漂生活，那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自己最愿意的选择。只有经历过不同的生活，并有过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看事情的眼光才有了差别。”

“很庆幸自己有过北漂的经历，眼界开阔的人更懂得开开心心、享受生活。”张静回忆，“刚上大学，从地方小城到北京，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整天雄心勃勃的，也相信自己注定会有番与众不同的、轰轰烈烈的事业。”

张静说，在北京的6年，是一个从“这就是我的城市”到“这完全不是我的城市”的过程。

刘军对此有同样的感受，“在学校的时候，以学生的身份面对社会，离校以后，以社会成员的身份又该怎么面对社会？这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在锻炼你。”

直到2010年，刘军还在北京坚持做电商，但生活成本在加大。“那年10月，我考虑把仓库搬到妻子的老家浙江金华，浙江也是电商的天下，大环境更好。”两个月以后，这个想法就被“想干啥就抓紧干啥”的刘军实现了。

“在北京也有很多朋友，但更适合喝酒吃饭。”刘军说，“而在浙江，认识的很多朋友是实实在在做生意的，有在开店的，有开工厂的，交流起来，资源更多。”刘军给两个城市的评价是：“北京，给别人打工的人才多；但在浙江，自己做老板的多。”

刘军正在想把公司再迁到杭州，“因为杭州的电子商务环境更好，市场氛围更好”。

他说，如果以后跟孩子说北京印象，那就是“在这个城市既欢乐又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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