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改革的“五子登科”

　　“五子登科”是民间对新婚的贺词，出典为：宋代窦禹钧的五个儿子仪、俨、侃、偁、僖相继及第，故称“五子登科”（《宋史·窦仪传》）。通俗也有指代拥有“妻子、儿子、房子、票子、车子”的“五子登科”的理想生活。这次上海在国资国企改革中制定了20条的方案，其目标是健全国资国企管理和运行的制度安排，实现“上海的名字、国有的牌子、市场的体制、经营者的班子、配套的机制”，有朋友将这“五个要求”戏称是改革事业的“五子登科”。

　　国企改革一直是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又是改革的难题之一。因为我们的经济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两个“印记”一直困扰我们，上级对下级指令习惯；国企的产权的不清晰。由此，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责权利”的统一，常常会发生纠葛，出现“对劳动者、投资者、经营者相联系的积极性、创造性开掘不够”（须知，这种“开掘”，正是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优点）。国企改革的起端，在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后。我们将国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生产力的能量可以释放出来了。以后，股份制的“姓社姓资”问题又困扰我们。十五大统一了思想，“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定性，使人们开始大胆发展股份制经济。但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谈何容易？股份制嫁接到社会主义的大地，“前无古人”，人们在探索中，艰难前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预示着“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子过河的结合”已经开始。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市场作用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习近平总书记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重大理论创新。我们上下统一思想，对企业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入，企业在市场中的份量重了很多。因为，在市场的舞台上，只有两个主角，一是企业，二是消费者。政府提供舞台，提供环境，并在后台监管、监控、协调。企业有公有制、非公所有制，都十分重要。相比之下，非公所有制产权较为明晰，利益配置和利益激励较为“天然”，国资国企改革关系着企业产权的清晰、利益配置的顺当和合理，由此关乎国企活力的充分发挥。

　　以前，我们只提“国企改革”，如今还增加了“国资改革”，称为“国资国企”，即国有经济的外延更大了，不仅有国企，还有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有的是股份占51%的国有企业，也包括股份较为分散、国有股为最大股份的控股企业），还包括国有的资源也属于“国资”。

　　如今，上海的20条相对于基层的改革，是上海范围中的“顶层设计”，设计了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方面面。改革的核心在于利益配置中的方式的改变，即从管人管事管资本转到管资本为主，至于国企的经营可以放开、搞活，充分发挥企业家的聪明才智，让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去搏击。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要求的，国资国企改革“以管资本为主”。

　　利益配置中，重要的是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制度安排的重点。20条中，股权激励的运用，给人们眼睛一亮的感觉。方案设计者形象地比喻为“金手铐”与“降落伞”。“金手铐”和“降落伞”实际上指同一个模式。也就是股权激励的延迟支付：在竞争性的国企，除了股权激励外，企业高管能获得的部分现金激励先扣下来，等到正常离职或退休后方能兑现，它既作为退休保障机制的一部分，又作为追索扣回的“抵押金”，即“金手铐”。

　　国资国企改革中走在前列的一些企业的实践，给人启发。比如，百姓装潢公司中，建材集团国有控股51%，持股会和经营者个人合计持有49%。共有62名个人持股；其中公司两级经营班子有38人持股，其余为一般骨干人员，形成典型的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劳动者利益与企业利益捆绑，使得企业发展很有活力，管理者得益明显。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地。建国以来，上海的国企生产和提供着信誉良好的“上海货”，为国家建立了功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国企改革也有很大的创新和进步，受国内外关注。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新征途上，上海的改革弄潮儿又推出国资国企的20条，我们期待：新一轮的国资国企改革的路线图上，有上海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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