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转型期，中国应有大胸怀

　　权力中心转移是否成立

　　沙祖康(原联合国副秘书长)：当今国际格局总体上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放眼世界，多极化在继续发展，美国在政治、军事、影响力等方面远超中国。

　　不过，美国并不是世界权力的中心，因为根本不存在中心。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各自领导自己的军事集团，它们谁都不能被称作中心。苏联解体后，美国也不是中心，只能说它相对于其他大国或者国家集团有较强或者最大的影响力。

　　中国也成不了中心，也没必要当这个中心。中国给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因为我们心里有数，所以中美之间不存在权力中心转移的问题。中国现在不是中心，未来多年后也不会是，但中国的发展不可阻挡。

　　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权力中心的转移”这个命题在理论上成立，但远没有成为中美之间的现实。之所以理论上成立，是因为国际权力是一种影响力，是一个国家调动自己的各种资源，迫使别国按自己意志行事的影响力。由于国家实力是动态的，因此影响力随时都在变化。

　　但在现实中，从政治、经济、军事等主要指标来看，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还相当大，因此权力中心转移离现实还非常遥远。为什么美国人会出现这个命题？这既是美国人居安思危的文化特性的反映，也是美国人既得利益者心态的反映。现实情况是，生活条件越好的群体，安全感可能会越差，因为他们害怕被人后来居上，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这就是美国人的心态。他们提出权力中心转移理论，目的是动员国际社会的舆论和资源，防止新兴大国的挑战。中国人没有必要来附和这种中美之间权力中心转移的命题。

　　程恩富(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20世纪以来的权力中心是有所变动的。二战之前，权力主要集中在欧洲强国;二战后到苏联解体前，权力中心主要在美国和苏联;苏联解体后一直到现在是一霸数强。现在的权力第一中心在美国，它实行单边主义、新帝国主义政策，令整个世界局势很不稳定。未来，全球应构建联合国主导型的权力治理，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在联合国增加发展中国家名额和表决权。关键是要公正地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和生态良性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世界人民之梦。

　　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历史上有几次比较大的权力转移，下一次会不会就在我们这一代？这个转移不能把我们的力量转小了，要转大。另外，不能损害他国合法权益，否则我们很可能会付出很大的成本也未必成功。但是我们的合法权益不是通过请求别人来得到保障，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如果达到别国对我们相对友善、不欺负我们，我们也不欺负别人的状态，那么这种权力转移是比较好的。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除了权力转移，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权力分散，就是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从政府向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跨国公司甚至个人转移。比如斯诺登，对2013年的国际格局来说，他的影响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行为体。如果说权力转移加速多极世界的到来，那么权力分散则使得世界不仅是多极的，也是多元的。这正是我们理解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根本之所在。

　　美国是在遏制中国吗

　　曲星：中国人说到“遏制”的时候，往往作为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即“限制、阻碍”。但“遏制”对应的英文词是“containment”，在西方人听来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含义。他们一听到这个词，马上就会想到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凯南的“8000字电报”，想起冷战中北约与华约军事集团的对抗、美国对苏东集团贸易的全面禁运、人员往来的严格限制。而当时的美苏关系与今天的中美关系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从普通名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西方则从专有名词的意义上来理解，就会造成很大的误解，对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无益。当然，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的分歧，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心态也确实非常复杂，美国确实也全力想把中国的发展纳入西方所设定的轨道，所以用“制约”比“遏制”能够更贴切地反映美国对中国的心态。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英文现在有三个词来形容美国的政治，第一是遏制，第二是交往，但现在美国处在两者之间，叫两面下注，最终目标是把中国塑造为符合美国规范的伙伴。美国非常清楚遏制不了中国。因为遏制成功有一个前提，就是被遏制对象比较傻，爱得罪人。中国是善于搞关系的国家，谁能遏制得了它。

　　未来权力转移取决于中国，如果中国不犯错误，权力转移是一定要实现的。所以很大程度上讲，中国的命运、世界的命运都在我们手上，而且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袁鹏：美国通过热战战胜了德国，用冷战令苏联解体，靠经济战收拾了日本。现在面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美国会不会故技重施？遗憾的是美国找不到一个对付“老二”的办法，因为中国既有苏联的军事实力，又有日本的经济实力，还有欧盟的独特价值体系，同时和美国实现了巨额的贸易捆绑和金融捆绑。对于这样新型的“老二”，美国确实没有很好的办法。

　　王帆(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在由地区性大国向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性强国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崛起的困境，包括实现国家统一和捍卫主权领土完整两方面。另一个是发展问题，除自身发展上的技术和资源难题外，还涉及国际社会如何接纳中国。

　　发展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好对外依存度和战略自主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对外依存度过高将限制中国的战略选项，使得和平发展的战略面临更大的内外部压力。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用战争的方式崛起。尽管形式上有些国家的行为是主动挑起战争，但事实上它们都陷于战略上的选择难题，都是各种因素最终促成这些国家选择武力。中国最终实现和平崛起，不仅要有意愿，也需要通过推动各种内外部变革解决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楚树龙(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直接侵略中国的国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是因为第三方。因此我们要去考虑事实和历史。

　　讨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只关注美国，忽略中国崛起对其他主要国家，包括第三第四强国的冲击，比如日本现在这个势头就是想和中国一决雌雄，要带领亚洲跟我们对抗。中国崛起不仅带来和所谓守成大国的关系问题，也带来和其他强国的竞争。

　　我们需要怎样的国民心态

　　王帆：随着中国发展速度的提升，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上升。狂热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会造成中国对外政策中出现一些冒进、不恰当、不量力而行的行为。狭隘、狂热的民族主义会扭曲爱国主义。如果我们的邻国出现自然灾害，一些中国人却幸灾乐祸，如果我们还是怀着总有一天要彻底打败别国的复仇心理，并以此鼓动中国的对外战略，如果中国充斥着诸多这样的国民，那么将没有国家接受或欢迎我们成为大国。显然,中国也面临着进一步拓展社会整体国际化水平和文明程度提升的问题。

　　大国国民心态的转变是国际格局转型期的关键之一。我们当然要立足于国内，立足于发展自己，但也不能忘了国际责任。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全球性话题，比如文明的融合、复兴与变革、国际难民问题。只有更多关注这些与人类命运相关的话题并发出我们的见解，提供我们的方案，中国才能够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沙祖康：千万不要把所谓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我们的爱国主义混淆起来。中华民族浩浩荡荡几千年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有爱国主义。而狭隘民族主义无视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正当利益，应该受到批判。所以千万不要伤害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要千方百计地保护。

　　对待中日领土争端，我们要尽最大努力避免冲突。中国、日本和美国都不希望看到战争出现。但如果实在避免不了怎么办，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国也不会怕。

　　楚树龙：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逐步培养大国的心态和情怀。第一，一定要习惯被关注、被批评、被炒作、被“传绯闻”，因为我们是崛起国、是明星国。因此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就会有人说三道四。第二，我们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要坚定，但不要产生这种观念，即在外交、安全上追求绝对优势，要求全胜。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党中央和政府是成熟的，但我们的民众、社会，包括我们的媒体，有时候提的要求过高，这是不现实的。(本文整理自环球时报2014年会“中国改革劲，亚太变数多”第二议题“国际格局新变：权力中心转移命题是否成立”的发言讨论，该议题由杨锐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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