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识别区标志中国“韬光养晦”终结

　　《南华早报》中文网12月10日文章：防空识别区是中国智勇兼备的一步棋　　美国副总统拜登此次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是中国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拜登的会谈中，重申了中方此举的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予以尊重。双方超越分歧，同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深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因美、日、澳等国对东海防空识别区不适而引起的东亚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11月23日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日军机试探性、低姿态地闯入，北京的出招比较谨慎与克制，反华舆论随即借题发挥，大肆渲染，极力贬低中方的监管和处置能力。某些媒体故意歪曲防空识别区本意，唯恐中方不扣响扳机。

　　其实，防空识别区与领空不是同一概念，绝非禁飞区，也异于国际民航组织划定的飞航情报区。它指的是一国基于空防需要单方划定的预警空域，目的在于为本国武装力量迅速发现、识别、监视、管制甚至强制处置进入区内的飞行器。它只是公共空域的识别区和警戒区，一国武装力量可以通过沟通和技术手段查证各种飞行器，允许无害通过，以合适方式处置恶意航行和接近领空的不明飞行物。中国军机没有必要动辄紧急起飞，动辄伴飞拦截。对手夸张的反应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北京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有关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并不完备，是否以及如何建立防空识别区基本上由各国自由裁量。上世纪50年代，为防御前苏联的战略轰炸机，美国联手加拿大创立北美防空识别区。迄今为止，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设立防空识别区。中国政府划设防空识别区符合现行国际规则和惯例。

　　契合“辩理交利”思路

　　北京设立防空识别区契合“辩理交利”的外交政策思路。笔者2005年6月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主张告别“韬光养晦”，选择“辩理交利”的外交政策。“‘辩理’就是通过国际规则保护自己，通过国际公关说服他国，构建和维护国家利益;‘交利’就是通过多边和双边磋商营造共同利益，追求利益均沾。‘辩理交利’本质上是理性地在国际现状下大胆作为。”“辩理交利”鼓励中国全力避免直接与霸权国家美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提倡采用费边战术，避其锋芒，缓步渐进，不断与其周旋骚扰，适时发动小规模信息化“非接触”消耗战。

　　就“辩理”而言，北京胆略过人的动作凸显了中国的法理和道德高地。防空识别区的设立，都是“单方”行为，现行国际法不反对任何国家设立空识区。美国的官方政策是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那么它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中方将其空域纳入空识区之内。泰国、韩国、越南、菲律宾等小国都有防空识别区，身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为何必须放弃自己的核心安全利益？

　　就“交利”而言，北京拿捏到位的棋招对中国与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往来未造成任何损害。在与拜登会谈时，习近平强调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推进器，敦促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期望第二十四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成功召开，并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中国正在建设18个自贸区，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进程亦未受东海空防争执的影响。通过横跨东西的周边自贸平台和辐射各洲的全球自贸网络，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

　　智勇双全的决策

　　中国此次推出东海防空识别区可谓智勇双全。所谓“智”，首要表现就是采用蚕食做法，步步为营，慢节奏小范围进取，巧妙地把握了“有所作为”的度，既避免了战争，又一改过去被动忍让的局面。设立防空识别区属于有限攻势，完全符合现有国际规则和惯例，不足以引发即便是小规模的战争。中方明显自我节制，不曾侵犯它国权益，亦未妨碍无害航行。与此同时，北京划设防空识别区，为解放军提供足够的预警时间，显著提升了国家空防能力。

　　“智”也体现在领导人决策的审时度势和运筹得当。北京的判断是，在西方经济总体萎靡不振的时期，美国的选民肯定不希望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这将给西方社会的福祉带来灾难性影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可鼎力支持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西方的政客对此心领神会，卡梅伦首相亲率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代表团访华即是明证。此外，中国海空军实力的迅猛增长也让华盛顿理解发动战争只会自取其辱。毋庸置疑，对手终究会接受北京提出的条件和规则，解放军的战力确保东海识别区必然成为“既定事实”。

　　在识别区横空出世之时，中国机智地高调纪念《开罗宣言》发表70周年，重申钓鱼岛主权。两桩事件的“巧合”产生极大的公关效应，促使西方媒体和政客郑重面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文件规定的二战后东亚秩序。在1972年的中日建交《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该条款的内容是：“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对战败国日本领土的处置权，既符合国际法，又已被日本政府认可。

　　所谓“勇”，就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利用国际规则，大胆反击日本的挑衅，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号，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北京最关键的举措是把钓鱼岛置于防空识别区覆盖之下，并与日本空识区大面积重合。领导人的态度不言而喻，核心利益不容置喙，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和平崛起”，但不会逆来顺受，拒绝“跪叩崛起”。

　　在国防部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当天，解放军出动两架大型侦察机在区内进行了首次空中巡逻。11月29日，辽宁舰航母战斗群挥师三亚，剑指南海，扼制东北亚国家石油运输通道。12月初，东海舰队海航部队数十架先进战机在识别区展开争夺制空权演习。中方言出必行，秀出肌肉，无畏地展示了维护国家领土领空安全的决心、勇气和坚定意志。

　　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意义

　　设立空识区最直接的益处是阻止日美对华监视活动。长期以来，日美视东海为其后院，肆无忌惮地监控解放军的动向和装备更新进展。日本自卫队的P3C反潜巡逻机、E2C预警机、E-767预警机定期巡航东海，而美军的EP3电子侦察机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更是靠近中国领空收集情报。日美的恶意偷窥和挑衅行为严重损害中国的空防海防安全。设立识别区为中方反制频频现身东海空域的美日军机提供了法理依据，前推防线，为解放军提供了战术预警和反应纵深。

　　设立空识区洞烛未来，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北京有理有节，促使华盛顿重新考虑其多年主导的东亚安全机制，迫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解放军获得区域制空权，把领空防线外推，更有效地保卫发达繁荣的沿海经济带;在合适的时机，北京可能设立南海空识区，扼制东北亚国家的海上运输要道。此次风波被全球媒体广为报道，中国借此对外宣示了钓鱼岛主权和相应的海洋经济利益;时日恰逢开罗会议召开70周年，中国再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权威，为国际社会评判中日之争供应了法源依据。

　　后续动作的原则

　　作为中美对弈大棋局的转折点，北京无疑会有后续动作跟进。在笔者看来，其主要原则应在于坚守阵地、灵活执行、对美微松、对日持紧。

　　首先，区别对待美日，狠挫日本锐气。1958年金门炮战时，美国军舰为国民党军运输船和军舰护航，中央军委指示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今对付美日同盟可以如法炮制。对日本的军机要果断及时拦截，强化识别区的可信度，展示领导人的意志力，但是对美机的处置尺度可以放宽。东邻军国主义势力绝对不是一小撮，日本社会已总体右倾，国人切忌对其抱有幻想。

　　其次，手握筹码，逼日谈判。日本的和平宪法是二战后东亚秩序的基石，不允其拥有远程导弹和航母等重量级装备。中国仍需携手美国、韩国等战胜国，敦促日本谨守和平宪法，约束其猖獗的军国主义汹势，从而为解放军赢得更多战备时间。基于此前提，中美把日本控制在二战后法理体系内，共同构筑东海危机管理机制。如果东京坐上谈判桌，实际上就承认了钓鱼岛的争议性，自为其重大挫败。

　　再次，保持克制，不打第一枪，继续采用蚕食方式进取。解放军在判明威胁达到一定程度时，会相机出动军机予以识别处置，但仍须保持淡定，不急不躁，按照自己的线路图行事，因为在中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时间显然在中方一边。十余年之后，鉴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在东亚恐会退避三舍，而面对非理性的东瀛政客，北京将获得居高临下的战略位势。

　　一言以蔽之，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彰显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标志着“韬光养晦”时代的正式终结。与东京和华盛顿的冲突只是成长中的烦恼，不会驱使中国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因为中国梦的理想目标是国家和平崛起，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奉行“辩理交利”政策，秉持费边战术，全面夯实核武和海空军威慑力量，运用法理斗争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权益，这当然是中国外交的全新气象。我们不得不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喝彩!

　　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现为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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