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三中全会，绘制改革新蓝图

　　新一波改革亮点在哪？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三中全会提出最重要的口号是“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并不局限在传统对法律司法体系的理解，而是对国家治理模式的理解。这一理解会带动中国政治体制建设的根本转型，即如何在法律框架下重新拟定党和国家的关系。中国未来会架构新的宪政模式，在我理解就是党国宪政体制模式。中国会慢慢从“法治中国”这个入手点奠定未来新的宪政秩序和模式，这是三中全会改革最大的亮点。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决定》有两个重心，一是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决定》可以说事无巨细，比政府工作报告还要全面广泛，受到的重视也更大。这反映了当代世界一些政党和国家关系发生变化，即政党国家化。《决定》涉及如此广泛的内容，除了党的体制，“两会”对此起什么作用？人大有没有相应的审议过程？党如何通过政治协商程序征求意见？这个模式还需探索。中国政治改革的框架会在这个方向上有一个变迁。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第二波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半现代国家，向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转型，是从“强国家-弱社会”逐渐变成国家与社会均衡的结构。公报提出把市场经济作为决定性力量，表达了中国想通过新一波改革来克服第一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使国家进入更具有现代治理水平的体制。邓小平的改革可看作铁腕改革，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现阶段的改革目标，是从“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开放的成熟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最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这可理解为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这两个版本都是为了避免传统集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容易陷入的政治参与井喷和连锁效应，都是为在政治稳定条件下，通过大幅改革实现向民主体制的软着陆。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中国政治正在向常态化回归。原来改革是党推动老百姓，但现在是社会推动着党和国家。决策者认为这是倒逼机制，我觉得是回到正常的机制。每个人都像《决定》起草者一样发出声音，说明社会在成熟，有力量把智慧传达给决策体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均衡。《决定》表述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越来越淡。习近平用直白的长篇报告讲述《决定》的起草过程，可能也是党历史上第一次，说明这个国家、政党努力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一代领导人的成长和国家的成长，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同步的，所以他们更有这种勇气胆量说出更直接的话。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近年对中国特色越来越解释为与世界不一样，而邓小平说的中国特色是跟苏联不一样，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主要实践方式是改革开放。这次三中全会明确中国特色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强调现代性和世界一般规律，这是向本来的“中国特色”的回归。三中全会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了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带来财富的喷涌和社会的平等、民主、法治，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次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分散到其他部分，未全部集中论述。把它们集中起来看，则是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政改方案，也是必要的补课。

　　是集权，还是分权？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我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有能力的有限政府”。第一，权力有边界，经济体制改革很多方面就是压缩政府权力边界。第二，权力受制约。有边界的权力若不受约束也很可怕。印度、墨西哥等国政府权力有边界、受约束，但其国家行为能力弱，因此国家还要有能力。成立超部门利益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负责任、有能力的象征。为何用权威的办法解决分权的问题？西方是通过经济社会组织的成长演变为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建设路径则相反，经济和社会组织瘫痪了，通过战争制造国家集权，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分权，谁来分？无疑得有权威的中央政府。一个超级权威的机构建立有限权力，不是悖论，是多国的历史经验。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其实很多方面我们已比西方更市场化，区别在于我们限制市场化的机制和他们不同。他们限制市场机制的是福利国家、强势工会、NPO(非营利组织)治理、公众环保干预，我们则主要是国家垄断、官僚特权、市场中的“权家通赢”。中国未来走向与其说取决于市场化成分还有多大扩张，不如说更取决于“非市场”的一块怎么改。中国要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就要走出“封建市场经济”阴影，多一点以社会平等、公共福利、民众的公共利益干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市场化要进一步推进，也只能通过制约权力使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政府推卸责任把百姓抛向市场，或者说不能用扩大政府权力来挤压市场，而要用增加政府责任来补充市场。

　　不管是分权还是集权，权力都应是可制约的。如果分权但权力不制约，那就变成诸侯林立;如果集权但权力不制约，就变成秦始皇体制，二者都是我们不希望的。无论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制约权力这个方向应该是普适性的。

　　华赞(美国未来趋势国际集团董事长)：中国融入世界是宏观大趋势，是重新格式化人类命运的。中国融入世界团体，内部和外部的要求会迫使其机制越来越透明、公正、公平，参与性、包容性强，政府干涉越来越少。但有限政府不是只减少政府影响力，而是不该管的少管，该管的多管。现在环保管得太少，应管得更多。中国的思想精神、民族和国家的灵魂凝聚力是意识形态，也要管得更多，且提供导向性引导，使民族素质和中国软实力大大提升。

　　王占阳：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全能政府进一步要变为有限政府，包括向市场、社会组织放权、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等等。地方官员一般不愿放权，而把权力紧紧抓在手里，没有的权力他还要抓过来，怎么能放权呢？只有集权才能迫使下面的干部放权。这次改革实际是要以集权推进分权。设立一个小组、一个委员会，还有三个垂直系统，这是高度集权。但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提出要分成中央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和地方事权三种权力，然后相应配套财税权限、责任。

　　杨雪冬：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集权或单纯分权，都是双向进行。从中国的历史来说，某些时间需集权，某些时间需分权，但不能走极端，必须相对均衡。过去30多年改革，社会和个人自由空间相对扩大，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多的集中，可能对中国发展更有好处。

　　中国改革会走向何方？

　　杨光斌：《决定》是一个政治改革大清单。一般人认为是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但事实上它是政治改革。政治不光是政党、政府问题，说到底是技术、经济、社会体制带来的变化，比如开放互联网对中国政治生态革命性的改变，这就是政治。经济、行政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结果都表现为政治生态的变化。政治就是关于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决定》是重大利益的重组，是政治改革问题。

　　萧功秦：最近“左”和“右”两种极端主义思潮重新崛起，想通过“新文革”或“茉莉花革命”的方式改变中国政治秩序。但随着三中全会的新方针和“改革60条”推行，“左”和“右”的两种极端思潮将被边缘化，极“左”、极“右”思潮将向“中道理性”靠拢，中间派社会共识将可能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中道理性”和“中道共识”的发展是中国特色民主体制形成的重要先决条件。

　　华赞：中国进入世界舞台将扮演什么角色？最理想的是中国从内转向外，从引进者、模仿者、学习者变成贡献者、领导者甚至价值观的引导者。中国很多的文化理念和历史以及价值观会去影响世界，而不只是被世界所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崛起是和平的，不但对世界没有危害，而且通过价值观、信仰、思想和精神引导世界，做出贡献。

　　强世功：理解中国体制不能只看1982年宪法，一定要把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纳入到宪政体制理解。最近中央提出党内法规的五年规划，在党的运作方面完全法治化。法治中国不仅要看政府，还要看党。党和政府在新的宪政框架下，在党章和宪法的互动机制里，将产生新的政治理论思潮、法学思潮。

　　汪晖：中国改革是当代世界提出的挑战，远比学者解释的更广阔深刻。要找到新的概念和范畴描述这些新挑战。如果没有对这些新现象的把握，就会受语言的误导走到别的方向，没有抓住今天的问题到底哪些是新的、哪些是旧的。▲(本文整理自环球时报2014年会“中国改革劲，亚太变数多”第一议题“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改革新蓝图”的发言讨论，该议题由杨锐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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