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退,也是与时俱进

　　院士要不要到一定年龄退休？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早在六年前，院士潘家铮就认为，当前院士称号已被异化，应该改革，使“院士”回归为一种学术荣誉称号，不要异化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学术贵族”。现在好了，有人带了一个头，开风气之先。他，就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秦伯益，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院长。2005年，在他75岁时，经中央军委批准，不再担任院士。迄今为止，全国两院院士中，获准退休的，仅秦伯益一人。

　　在中国，人人都要退休，到了一定年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要退休。退休既是中国公民的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院士不应当成为终生不退休的特殊公民。院士终身制背离了优胜劣汰原则，减弱了推动创新的竞争强度。年已八十高龄，如果还不把院士位置腾出来，对不少作出重大贡献而未评上院士的科学家来说，是一种不公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退，体现了进。院士退休，也是与时俱进。院士退休，是一种体制改革的进步，一种政治民主的进步，是一种顺应民意的进步，一种促进科学事业发展的进步。

　　在对待院士退休这件事上，有人把秦伯益看作是学术圈子里的“异类”。但是，秦伯益却不作如是观：“过去的教育要我们活一天干一天，老当益壮。我老早就否定这种价值观了。那是人才紧缺时的观念，现在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你老人家活到老干到老，年轻人干什么？”对名誉、利益、地位持如此豁达态度，真是极为难得。科学家是最讲究科学态度的，在个人进退、名利问题上，秦伯益的见解也是科学态度的体现。

　　已故两院院士王选曾在北大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坦陈：“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所以，他认为，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我们这些当选为院士的人，在当选之后实际上已无创新能力，也不再拥有最高学术水平。”这种态度，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明。既然创造高峰已过，不如把位置让出来，不再挡道，让更多的后来者居上。秦伯益带了一个好头，我们希望这一行动能得到更多的高龄院士的响应，使之常态化，使之蔚然成风。

　　实际上，秦伯益退掉院士头衔后，并不是真的无所事事了，他还是“活到老干到老”。不过不是在院士的岗位上“干到老”，而是另有一种活法，另有一片新天地。他活得更潇洒、生活依然很充实：旅游、读书、写作、作学术报告，还自封“自由撰稿人”，经常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做沟通，反映民众心声。朋友来看他，评介他两句话：“别人怕退休以后没事干，你是怕不退休干不完想干的事。”秦伯益声称自己“90岁以前主要是写作”。这不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另一种写照吗？

　　当然，对院士退休这件事，具体执行起来，似不宜一刀切。因为有些科学家是大器晚成的。到了七、八十岁，还有惊人的创造力。如达尔文、李时珍，都是在生命最后时刻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多部著作。因此，院士退休，可以作出限制性规定，但对个别国宝级的院士，在执行时可以有一定弹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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