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本学界纵容的“被害妄想症”

　　来源：中国网　　　　　　　　　　　　2013-12-04

　　在中日关系如此紧张和困难的情势下，更加希望日本学界的理性进步人士能够从友好发展历史以及亚太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不要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让日本整体都患上“被害妄想症”。

　　作者：瞿亮

　　12月2日，日本和歌山举行的“正论“恳谈会上，拓殖大学校务总长渡边利夫发表了题为“中国、韩国的国际秩序观念——中日、日韩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演讲。渡边氏认为，目前中日关系紧张的根源，并不是简单的钓鱼岛争端和历史认识问题，而是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要在亚太乃至世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与维持现行国际秩序的日美等国不得不发生矛盾和冲突。他强调目前中国针对钓鱼岛和东海的积极活动正是要回复甲午战争之前对于亚洲的控制力，并声称日本如果经受不住就会全面崩溃，要求政府迅速承认日本的集体自卫权。（《产经新闻》12月2日）

　　渡边利夫的演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学界对目前中日关系的某种声音，但他刻意强调了中国崛起对于日本的威胁，并把目前的现实同古代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联系起来，制造了紧张的舆论。渡边教授的中心论点恰好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安倍政权抛出的“抗衡中国”理念实现了重合，进而为日本自身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成为军事大国提供理论支撑。

　　难以成立的伪命题

　　渡边利夫教授确实看到了中日现在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深层症结，但是，其论点和论据无论是在论述历史事实上，还是在对现实中国发展的情势判断上，都存在着一些错误，以至于他演讲的论题成为难以成立的伪命题。

　　首先，中国是战后秩序的参与者和缔造者，现行的亚太和平秩序实际上是中国反法西战争胜利的成果。二战期间，中国通过艰难地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为世界反法西阵营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规，宣布日本归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领土归还给中国，以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的胜利成果，为钓鱼岛争端提供了法律依据。而日本回避《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日美单方面媾和的“旧金山和约”、“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为依据，强行将钓鱼岛纳入其统摄范围，尤其是野田内阁之后更是将钓鱼岛划入日本的领土。由此可见，是日本无视《开罗宣言》等国际法破坏了战后秩序，而不是中国。渡边教授把中国维护在钓鱼岛和东海自己领土领海的国防演练，看做是要重建甲午战争之前的华夷朝贡体系，这未免太过敏感。

　　其次，中国已经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而今正好迎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强国富民中国梦的阶段，但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并不是要通过对抗和冲突来完成。纵观历史，古代中国就奉行“和而不同”和“怀德附远”的王道政治，华夷朝贡体制并不是通过军事控制，而是通过文化辐射的方式来影响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古代日本在同中国的友好交流往来中，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制度和礼乐文化，使其文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也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为了避免其他国家将“中国威胁论”的帽子扣在头上，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致力于和平崛起的理论建设和实践。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联合国联合救灾活动、日本“3.11”大地震援助等方面，都展现出了积极参与、全力以赴的面貌，这说明中国有可信力和执行力来处理亚太地区的事务。相反，近代之后日本为了实现称霸东亚的目标，不仅打着文明开化的幌子打破了传统东亚秩序，而且给亚洲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今，日本又通过与美国等盟国一起构建所谓“自由繁荣之弧”，来极力维护抛除中国之外的“霸权秩序”。现在，步步突破和平宪法禁区，逐渐走向军事化“正常国家”的日本，才着实让人担忧。

　　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看，患上“被害妄想症”的人，总是以为对方会对其发出攻击，因而时刻让自己处在紧张的自卫状态，有时反而以自卫为理由伤害他人。而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看到对方实力超越自己时，患上了“被害妄想症”，那么对于其自身和他者都会带来危险。

　　右倾化的大环境让学界人士态度转变

　　从整体上看，日本的学界原本都是力主维护战后和平宪法的理性进步势力。即便是在小泉政权与中国关系恶化的寒冰时期，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一些教授也参与了“中日韩三国共同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笔者在2009年留学日本期间，专门旁听了日本思想史协会举办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维护和平宪法”年会，当时，很多学界的人士都主张在遵循和平发展的宪法基础下，实现中日携手共创未来。他们的主张也与时任首相的鸠山由纪夫倡导的“东亚共同体”理念达到了契合。

　　原本代表着理性与进步的日本学界，为什么在近期会出现一些违背历史常规事实，带有强烈政治目的性的声音呢？这与近年来日本国内整体右倾化的社会思潮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言论和主张受到了安倍政权对中、韩两国采取强硬姿态的影响。

　　自野田内阁上演购岛闹剧以来，日本国内整体右倾化的局势也影响到了学界。在2012年日本政权大选过程中，有一些党派为了争取民众支持，制作的政治宣传广告就假想中国入侵东京造成了惨剧，这样歪曲事实的刻意夸大渲染，使得原本危机意识强烈的日本人对中国产生警惕和抵触感。而安倍上台之后，其强硬的对华态度使中日围绕着钓鱼岛和东海问题的争端日趋升温，包括拓殖大学、大阪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学者，也转变态度，刻意地把中国描述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让原本紧张的空气更加具有了火药味。

　　2013年8月，拓殖大学的客座教授滨口和久就以“从北条时宗看政治家的国防意识”为题，把现在的中国同强大的元帝国相类比，指出现在的中国和元帝国一样，要求日本臣服与它，鼓励安倍晋三要效仿靠天气而抵抗住元兵侵袭的北条时宗，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与中国强硬地对抗到底。2013年11月，大阪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指出中国没有遵循“旧金山和约”等一系列所谓的国际法，谴责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摆出蛮横姿态。而此次，作为拓殖大学校务总长，在日本国内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的渡边利夫，也用片面的历史事实和带有偏见的理论来抨击中国，这是十分不明智的。

　　二战时期，日本的学界由于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军部总体操控下，很多进步人士实现了“集体转向”，发表了渲染“解放亚洲论”、“战争革新论”、“近代超克论”等错误的观点和主张，让士兵和民众自觉地投身于战争中。如今，在日本整体右倾化的氛围下，我们不愿意看到日本学界重复战前的错误路线。

　　纵观战后中日友好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中日双方在政治方面发生摩擦之际，总有像高桥达之助、池田大作、平山郁夫、家永三郎、江口圭一、依田熹家、山崎丰子这样的有识之士，致力于化解中日之间的误解和矛盾，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笔者在留学日本期间，也承蒙京都大学、东北大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立教大学的老师们热心地指点和关照。而今，在中日关系如此紧张和困难的情势下，我们更加希望日本学界的理性进步人士能够从中日数千年的友好发展历史以及亚太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不要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让日本整体都患上“被害妄想症”，为避免双方发生军事冲突而努力，为中日双方的美好未来尽心尽责。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88_878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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