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市场的感悟就是对需求的感悟

　　对市场的感悟就是对需求的感悟

　　周锦尉

　　中国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控、调控的力度一直趋强、偏强，也可以说，有其优势的一面，集中力量办大事容易成功，但发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性往往也有其不足的一面。由此，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成为我们的关注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人们注意到其中一个新提法，即市场的作用，从以前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湖北考察时说：“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这“内在规律”重要的在于对“市场作用”的感悟，在此，我们进步飞速。

　　对市场的感悟与实践的突破

　　市场作用从封建社会后期萌发，逐渐地解体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诞生，但市场力量的盲目性、竞争性、弱肉强食的残酷性，饱受社会主义先驱们的批判，传统经典认为，计划经济是它的替代制度。在实践中，从毛泽东同志开始注意了市场的力量，认同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在“苏联模式”为统领思路的年月，这已经相当不易了，但将对市场认识转为实践，谈何容易。

　　邓小平同志应时而为，他70岁高龄，敏锐看到小岗村的实践。历史上逃荒要饭的那块穷山恶水，“文革”以后，生存面临威胁，联产承包，五六十年代干过，有效，但受批判，签“生死状”干吧。这就是最低层民众最基本的需求。

　　中国共产党人感悟到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改革的“星星之火”燃遍九州。基于对传统经典的突破性创新，邓小平同志虽然在1979年就在与国际人士谈话中说了“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我们党还是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商品经济”的过渡。以后，“市场取向”一直是改革弄潮儿的注意点，也是人们的一个争议点。争议的焦点：市场取向了，政府往哪儿放？

　　其实，市场经济舞台的主角是两位：一是企业，二是消费者。政府则是后台的监控者、协调者、张罗者，亚当·斯密将它看得更低，是“守夜人”。经济学家史正富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主角——地方政府，它们的冲动，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此观点有不少人认同，我则有商榷意见：地方政府毕竟是政府，它们的“冲动”，往往与“政绩”有关，我以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GDP”引领、“形象工程”引领如此强劲的缘由。

　　关注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

　　市场的感悟其实质就是需求的感悟。与改革启动的“短缺经济”时代相比，如今的需求有过去“做梦也未做到”的变化。自备车出现，想到没有？层次不一的小区，停满各色小车，成为城市生活的难题。还有手机，笔者这样非时尚人士，也换了六七部。倘若你不拥有较新的手机，就不能享受现代社会很多权益，网络热点都一无所知，连“微信朋友圈”都没有，是否被社会“out”？看来，汽车、手机、花样翻新的服装和箱包、舌尖上的新花头、林林总总的小家电、健身和保健品、诱人的休闲旅游、孩子“起跑线”上的竞争、日益增长老人社会的需求等，都成了民众的物质和文化的基本需求。

　　有大众需求，还有“小众需求”。现在已经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了，抓住机遇先富起来的富裕阶层已经被社会肯定，顶级的富豪已经进入国际的富豪榜。开着豪华车，住着豪华别墅，国际豪华游在六位数消费的人们，有那么一批。更小的“小众”开始筹划购买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小众的消费，产品新颖、奢侈精致、利润丰厚，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商将之作为重要“项目导向”。据称能消费私人飞机的富人，全国不会超过千名，但航线安排、购买途径、办理程序等，有关方面亦在规划、操作过程中。

　　说了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角——消费者，他们产生着最终的各类需求，还得说另一个主角——企业，它们制造着（工厂）、传递着（销售商）各类消费品。它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它们的冲动与活力，关乎市场经济的兴盛如何。弗里德曼和曼德鲍姆在热销著作《曾经的辉煌》中说，美国发展有五个秘诀：重视教育、懂得移民、加紧研发、注意基础设施、政府调控不能损害企业的活力。这第五条就是开掘企业的创造力。西方经济学里有个“供应学派”，笔者做通俗理解，主要就是关注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企业发展中的自由度。二次大战以后，凯恩斯理论重视了政府干预这一手，但也出现企业活力受损的情况，撒切尔夫人、里根的经济措施，有供应学派的影响。中国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控、调控的力度一直趋强、偏强，也可以说，有其优势的一面，集中力量办大事容易成功，但发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性往往也有其不足的一面。由此，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成为我们的关注点，这次的三中全会将之看做是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国家治理能力展现的一个“核心”问题。

　　改革要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

　　笔者以前供职文汇报时，1991年初，采访过经济学家刘国光，他说，“放权让利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也就是普遍得利的改革要进入利益调整的改革，每一项措施出台，一部分人得利，一部分人会暂时不得利甚至受损”。此话现在看来说对一半。其难以预测的方面是：政府的“放权让利”还得进行。其有预见性一面是：利益调整是改革的瓶颈。诸如，政府的审批权、许可权意味着权力的认定和实施，过去的十年我们已经削减了其中的近三分之二，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答记者会上说，在此任期内还要减少、调整三分之一（须知，已剩的审批权越来越“真价实货”），而且，说到做到，半年多来又削减相当数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的，改革要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就是对公权力的进一步规范和限制。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难啃的“硬骨头”之处，就在这里，因为，政府往往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制定过程中，要削减自己的利益，要“革自己的命”，谈何容易！需要我们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出发，花极大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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