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三二一标准

　　在我与朋友们合著的新书《十问中国梦》的发布会上，主持人提出一个问题：实现中国梦的标志是什么？朋友们各有精彩的回答，我则提供了一个较为抽象的答案。

　　我说，当中国实现了“由二而三”又“由二而一”的时候，才是中国梦实现的时候。

　　前面的一篇专栏《中国式改革方法论》简单回溯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从中可以发现中国改革是一种双轨模式，这种模式是既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其中体现出既可以说高超也可以说不得已的改革智慧。它一方面造成了国家经济的繁荣，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个二元中国。

　　《十问中国梦》指出，当前中国尚没有消灭旧三大差距——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差距，却发展出了新三大差距——一线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垄断行业职工和竞争性行业职工的差别、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之间的差别，而且这差距正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二元中国何止这六大差距，最具切肤之痛的差距是高企的房价导致的有房者与无房者之间的差距，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房子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新标准，这真是具有哭笑不得的讽刺意味。

　　总结起来，“不公平”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最痛点。它进而侵入到精神层面，撕裂国人的精神世界。农民工不爱他长期居住的城市，因为他们只在城市里暂住，他们以过客的心态对待城市，年底不惜长途迁徙回到老家寻找归宿；北京人不爱杭州人，因为这里有更好的学校、医院；国有企业人不爱民营企业，因为他们掌握着更多的垄断资源和福利待遇……二元不均破坏了家园共同体的统一情感，削减了国家意识。

　　种种牢骚满腹、浮躁不安、逐利无度、见死不救、寡廉鲜耻，也无不与此有关。当一个社会的逐利水平达到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为代价，避害达到不惜漠视他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受侵害的地步，就构成了道德溃败的图景。套用一下哈耶克的句式：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必然导致对于法律的不敬、对于困难的漠视甚至对于恶者的同情。

　　“二”意味着尴尬、分裂和不安，它不应该是中国梦的终点。追求中国梦就是要消除这“二”，走向“一”：城市人和农村人遇到车祸的时候不再“同命不同价”；农民可以到城里买房，居民也可以到农村买房；民营资本也可以办加油站，申请贷款的时候能够享受到同等待遇；打工者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子女可以在城市里读书高考，不再像以前一样做候鸟式的迁徙……

　　这就是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及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意义所在。跳开一步来说，这“一”就是自由、民主、公平等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但是“一”太单调了，一个善治而有活力的国家不应该是单调的。价值观上需要“一”，但社会形态上需要“三”。“三”意味着多，有三才能丰富，才多姿多彩。

　　具体到中国的未来，只有政府和市场的二维治理显然不够，还要发展出社会的维度，三足鼎立，结构方能稳固。恰恰社会是当前中国的短板，需要政府像当年放权于市场一样，再向社会放权，萌生出一个新的有活力的社会。当社会学会自治，政府就不再需要充当全能主义的家长，良序运行，沛然生动。

　　中国正迎来这样一个社会结构重组的大变革时期。我邀请了免费午餐、微博打拐发起人、著名公益人士邓飞来参加新书发布会。邓飞是这场社会变革的产物，我说：“我看邓飞，他既是邓飞，又不是邓飞，他是新的社会结构中的新细胞。”而邓飞的演讲仍然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样富有激情，他号召人们行动，“行动改变中国”是他的座右铭。

　　一位朋友说，强社会是制衡公权力和节制资本之基，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主语只能是我们自己。我深以为然。当中国出现千千万万个邓飞的时候，中国社会才能迎来真正的善治。日本2008年每一万人就拥有97个社会组织，美国是63个，香港是28个，就连新加坡也有13个，而中国只有2个，中国善治之梦，任重而道远。

　　“三”还可以包括新技术，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变量。现实世界越来越成为比特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与人的距离被拉近，鸿沟被跨越，世界成为平的！如果善于运用新技术，社会治理将大为简化，甚至民主的定义也将会被改写。一个“嘀嘀打车”的软件就轻易达成了交通高峰期趴窝司机和无助顾客之间的有效对接。

　　“三”还可以是法治，是媒体，是自由的思想市场。越是多元，越是稳固，越是精彩。

　　总之，对于国家而言，“二”是不彻底的，“二”只是过程，是曲折，是不得已，一个国家如果停留在“二”的阶段，处处双轨，将造成精神分裂。“一”才是归宿，是本源，抱元守一，才是中国梦的基础。这“一”便是自由、民主、平等等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但是在表象上，却是“三”，“三”是丰富，是繁华，是生动。多元而一元，是为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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