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口供至上”，法治中国再进一步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意见》要求，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切实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注重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

　　消息一出，迅速占据各大网站显要位置。从一条条转发和评论中，可以感受到人们“若枯木望春，如久旱盼雨”的欣慰。那些刑讯逼供导致的人道惨案，那些因为疲劳审讯导致的冤假错案，一直历历在目，刺痛公众的神经。

　　尽管如此，可能还会有人为刑讯逼供辩护，认为在必要时候可以帮助“查明真相”。其实，这种逻辑建立在“有罪推定”的基础之上，既然先入为主地判定审判对象为“罪人”，那么“罪人”的辩解，不是师心狡辩就是刻意隐瞒，而对“罪人”施以严刑以求真相，则天然具备“道德正当性”。然而，有罪推定的快感容易指鹿为马，快意恩仇的暴力可能伤及无辜。在没有被定罪之前，嫌疑分子也是公民，难道不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得到人道关怀吗？

　　更何况，暴力神话不值得迷恋，刑讯逼供往往适得其反。正如一位法学家所言，在极端的肉体折磨之下，嫌疑人要么意志坚定，不说;要么不堪忍受，说谎。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刑讯逼供的失败。纵览古今中外，因刑讯逼供导致口供失真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历史名著《叫魂》中讲述了严刑拷打导致口供失真的故事，一个子虚乌有的事件升级为一场纵横全国的“大案”。

　　在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蜂起，社会矛盾迭出。越是在案件多发易发的情况下，刑讯逼供越是能为政府过度干预司法审判大开方便之门。因“被害人”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时隔12年才得以沉冤昭雪。“被打一个月，生不如死就招了”，这其中有多少刻骨铭心的伤痛？如果口供能够通过暴力获得，何谈保证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一千多年前，著名文人苏轼曾写下“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可见慎用刑罚一直是司法应有的人道关怀和价值理念。此次最高法发布的司法改革举措，显然是向着这一司法理念的回归。放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决定要求，“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法的举措也是对三中全会《决定》的践行，体现出雷厉风行的改革决心。

　　一次具体判例，可以是司法公信的基石，也可能是信任崩溃的引线。严禁刑讯逼供，改变“口供至上”，在坚硬的现实中凿出了一丝光亮。坚持司法体制改革，向着司法公正的目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与正义。

　　(李克济，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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