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走进新时代

　　从“姓资姓社”的争论，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筚路蓝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深化推进，迈向了新的历史起点。

　　曾记否，社会主义开始诞生便“天生不足”，随后与资本主义较量中潮起潮落，“现实的社会主义”一度在理想和现实之间面临两难境地。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应该从成熟的资本主义母腹中分娩出来，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产物，换句话说，要使社会主义实现自然过渡，就必须按照未来发展的要求，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方面达到成熟状态。而事实上，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与马克思预言的历史运动规律却是相悖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不成熟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转变的。社会主义胜利的第一站是在俄国，当时俄国是一个农民占优势的国家，只有若干工业发展，对经济进行计划管理的文化和组织条件都很贫乏，但就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不够格搞社会主义的国家，使社会主义成为了现实。随后，在社会主义向东欧及亚非国家扩展的过程中，多数场合，共产党都是在经济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取得政权的。

　　于是，各种困惑纷至沓来：“现实的社会主义”到底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还是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历史必然性？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会走向何方？

　　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市场和商品生产，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的首次碰撞。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指出新经济政策是退向国家调节商业的国家资本主义，退却不过是迂回曲折，是为了重新转入进攻。因此，他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三年之后就说停止退却的时间已经不太远了。在列宁“退却”思想的影响下，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纲领性文件都把对市场机制的任何利用看成是暂时的让步，并把这种让步认为是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情况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列宁逝世三年后，苏共内部发生了托洛斯基等和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之间的争论，随后又有斯大林和布哈林之争。斯大林在取得论战的胜利后，苏联就顺利地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商品和货币问题上，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只在个人消费品领域中起调节作用，在生产中起作用的主要是计划的规律。在斯大林社会主义制度的商品生产模式下，社会主义制度和商品生产表现出了相容性。

　　我们注意到，“现实的社会主义”曾普遍存在的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倾向。波兰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为了应对米塞斯和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将缺乏资本主义生产效率的挑战，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兰格模式”，用以表明：市场社会主义能够具有和资本主义一样的配置效率。20世纪50年代初期斯大林和铁托决裂之后，南斯拉夫率先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应用到经济组织实践中，并且找到了自治的马克思主义依据：社会主义是一种把生产资料置于“联合的直接生产者”控制之下的制度，自治经济单位必须是自主的。这样，南斯拉夫引入了市场协调体制，在产品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企图建立完全的市场社会主义。然而，南斯拉夫“盲目冒进”的改革，实际上又走了极端，即从起先片面的行政体制转向完全把计划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的另一种片面性，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梦想的破灭。另一个典型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匈牙利改革，其主要特征是要建立一种新经济机制。但是，在后来的运作中，新经济机制还是出现了偏离，市场式的组织不是在宏观层次上与计划相互作用，而是在大体上被作为计划的工具来使用，以致出现了许多环节的缺失而葬送了改革。

　　应该说，不管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模式，以及东欧各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都表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走向容通、寻求同一的历史趋势。而泱泱中国，正全面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成功注解了社会主义市场化走向的历史必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党重新认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针对计划和市场的问题，邓小平作了多次阐述，特别是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种思想避开了社会主义姓“社”姓“资”的争论桎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把计划和市场意识形态化的认识误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至关重要。尤其在于，邓小平把生产力的标准提到了核心位置，生产力标准以及做出进一步解释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恰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最根本的思想，这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路线。

　　以国家的推动为主导，国家自上而下与民间市场因素自下而上的推动相结合，构成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主要特点。这种相结合的特色形式突出地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双轨制，即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两种机制并存的体制，有效结合国家和市场的两种推动力量。双轨制从价格领域，逐步推广到外贸体制改革、就业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住房体制改革等领域，可以说，通过双轨制过渡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一种基本方式。其二，改革从体制外向体制内逐步推进。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随后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对外开放中又形成了一批非国有企业的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带动了经济的强劲增长，同时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为国有经济提供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行为示范”。其三，有计划地、逐步建立初步的市场经济体系。像中国改革一直的渐进路线一样，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之路也是有序、先后推进的。沿海地区的市场要素较之内地要多，并且同世界市场的对接也更为便利，所以在沿海地区最先建立的初步的市场体系。然后“由点带面”、“由东向西”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江沿边——内地的开放格局。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也产生了消极效果，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上的繁荣发展事实已经表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相容性，也表明了在中国现存的生产力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必要性。

　　今天，如果说，上海自贸区揭开了中国改革4.0版的序幕，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深化改革篇章无疑再次让全世界瞩目——全会绘制出更加清晰的改革“路线图”，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时间表”，为改革勾画出新的蓝图，开启了深化改革的一个崭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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