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体现“治理民主”

　　针对很多国家因实行了西式党争政治而导致的治理失序和“无效的民主”，我曾提出超越自由民主理论的、由“社会参与—自主性回应—政府责任”三要素所构成的“治理民主”(governabledemocracy，直译为“可治理的民主”)。可以用“治理民主”理论解读《决定》。

　　社会参与。《决定》所要改革的领域、问题之全面、之深刻、之细致，是很多人包括我本人所没有预料到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所有要改革的领域和问题都是社会各界和社会科学所争论和建议的：比如经济学界经常批评的过去10年计划经济式政府调控，《决定》规定要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学界的显学即“协商民主”体现为《决定》中的建立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同时中国政治学针对民主化而带来治理失败所提出的“国家治理”概念则直接表述为“国家治理体系”;法学界的呼吁则直接体现为“法治中国”，回答了意识形态化的“主义”之争;人口经济学家的呼吁换来的是放开“单独二胎”……凡此种种，无论是宏观体系、中观领域还是微观问题，都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携手共进的表现。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有了初步的自主性，必然要讨论、批评和建言公共政策。

　　自主性回应。几乎所有的民主理论都强调，“回应”社会诉求是民主的核心。但是，任何社会的制度空间都是有限的，必定要挤压掉一些诉求;再则，一味顺应社会既可能是南美式民粹主义，也可能是西方国家的历史—现实中反复出现的不良政治，如美国的枪支泛滥。因此，回应必须是国家自主性的，有高度选择性的。比如，《决定》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强调市场与政府的平衡作用，这显然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市场神话。再比如，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相对于基于党争的竞争性选举，协商民主更有中国历史文化根基。因此，在释放社会活力的同时保持国家自主性，是包括印度、菲律宾、墨西哥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

　　政府责任。民主政治说到底是为了向善而不是相反，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有民主而无治理，说到底是国家自主性出了问题，政府责任出了问题。顶层设计其实不难，难的是政策执行。令人意外的是，多年来学者们呼吁重设“体制改革委员会”，而《决定》回应的是比体改委层次更高、没有任何部门利益色彩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彰显了抓铁留痕的改革决心和责任感。(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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