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者的和解

　　上一篇专栏《和解的力量》说，国家的成功转型赖于和解的达成。但是，和解是怎样发生的？总不能那么巧，双方同时示好。就像恋爱的发生必有一方先“耍流氓”一样，和解的发生则必先有一方放下身段。

　　1970年12月7日，华沙人民的心情有如当天的天气一般阴湿寒冷，他们很不情愿地迎来不共戴天的敌国领导人——西德总理勃兰特。

　　勃兰特是来寻求和解的，他将要前往的二战期间的犹太人隔离区，曾有40万犹太人被纳粹军队屠杀。

　　勃兰特一袭黑衣，表情肃穆，他在纪念碑前献上花圈，然后出人意料地双膝弯曲，跪在了冰冷的石阶上。

　　后来在谈到这令全球震惊的“华沙之跪”时，勃兰特说：“面对百万受害者，我只做了在语言力不能及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做的事。”。

　　然而，德国人却不是很买账。明镜杂志随后作的民意调查显示，48%的德国人认为这太出格，41%认为很恰当，11%中立。

　　若论力量对比，西德的强大比之于波兰不可以道里计。或许德国人在想：强者何必向弱者下跪？当时，西德已成为波兰第二大贸易伙伴，在经济上波兰已经高度依存西德。

　　每一个转型国家几乎都有一个由血泪结成的斑斓结扣，这个扣子不解开，转型无从谈起。韩国的结扣是“光州事件”。1980年5月18日，军人总统全斗焕用武力镇压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造成平民死亡633人，其中许多是20岁左右的大学生，军警死亡27人，受伤数以千计，财产损失达226亿韩元。

　　由于特别的原因，韩国的这个扣子解的比较快。1988年，卢泰愚总统上台后，致公开信给受害者家属，认同“光州事件应被视为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公开为“光州事件”平反。1993年金泳三上台之后，更是为“5·18”运动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并建立国家公墓。官方的一系列动作换取了民间的和解。

　　再看西班牙的和解过程。1977年2月27日，首相苏亚雷兹不顾军方保守派的愤怒，与长期的老对手——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会面，长谈8个小时，双方达成妥协，共产党得以合法化，脱离地下状态。

　　缅甸的转型正在进行中。理解缅甸的转型不应当只注意到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军人出身的总统吴登盛是更为关键的人物。

　　2010年11月，吴登盛解除了加在昂山素季身上的15年软禁，被外媒评为当年重大国际事件之首。次年8月，他又邀请长期的政敌昂山素季到家中做客，并给予热情款待。

　　接下来，吴登盛政府还提议修改选举法，取消了被判入狱者不得参加政党的“昂山素季条款”，使以昂山素季为党魁的全国民主联盟得以重新登记为合法政党。2012年4月1日，全国民主联盟参加议会补选，一举赢得了45个席位中的43席，昂山素季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参与到政治进程当中。在谈到未来昂山素季成为总统可能性时，吴登盛说：“如果人民接受她，我也必须接受她。”

　　一系列开明改革大得人心，连著名的反对派人士昂梭（Aung Zaw）都说：“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缅甸新政府所采取的政治改革措施比前军政府二十年所采取的政治改革措施还要多。”缅甸的包容性政治进程为民族的和解奠定了关键的一步。

　　正如上一篇专栏文章提到的，没有南非总统德克勒克的努力，南非的和解也不会来的那么快。

　　由强者先抛出橄榄枝是这些国家和解的共同特点，这不是悖论，恰恰符合力量平衡原理——强者占据着主动权，强者示弱，双方才能达成大致的平衡，和解才可能发生。所以，和解是强者的使命，而不是弱者的祈求。

　　强者的和解往往给自己带来进一步的主动。无论是缅甸的吴登盛还是西班牙的苏亚雷兹，这些“示弱”者都赢得了接下来的领导人选举。

　　勃兰特的“过分之举”也为德国收获了回报，当晚，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华沙条约》，也为此后西德加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

　　南非的德克勒克在总统选举中输给了曼德拉，但是他并不是失败者，以种族隔离期间白人在南非犯下的非人道惨剧而论，不和解，白人轻则失去执政地位，重则遭到种族报复和清算。德克勒克与曼德拉一起荣膺诺贝尔和平奖，便是历史给予他的肯定和敬重。

　　“示弱者”并非真弱，相反，他们看到了历史的潮流，顺势而为，反而成为缔造新时势的强者。如若不然呢？看看齐奥塞斯库、马科斯、萨达姆、卡扎菲这些人的结局，也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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